儒家文化對中國音樂有什麼影響?蕭大俠學堂2017-02-26 18:17:40

中國素以“禮樂之邦”稱著於世,具有悠久的樂教傳統。縱觀悠遠流長的中國音樂教育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音樂教育中,音樂更多地承載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備受歷代統治階級的關注和推崇。“音樂思想,即音樂觀,是指對音樂的看法”。從古至今對音樂的看法可謂眾說紛紜,而儒家學派的音樂思想對我國音樂文化的影響最為深遠。

一、儒家音樂思想的基本觀點

1。主張善與美、仁與樂的統一

“美”(其最重要的本質就是“樂”)“善”(即合乎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合一,是孔子基於對音樂的體驗而提出的對音樂的基本認識、要求。《禮記·樂記》說:“樂者樂(Le)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樂(Yue)首先能帶給人以感官上的快感“樂”(Le),這是音樂“美”的基礎。孔子對此十分重視、充分肯定,因為這也是孔子把音樂作為教化手段的基礎。但是正如《史記·樂書》所說:凡作樂者,所以節(節制)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Yue)其如此也。所謂“和”,實指各種異質的諧和統一,各種對立性質的消解。音樂的功能正在於和合人心,當然只有“美”、“善”統一,“仁”、“樂”結合的音樂才具備這樣的功能。強調“美”與“善”、“仁”與“樂”的和諧統一,是孔子為人生的藝術的最重要基礎。

2。主張“禮”“樂”並重

所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把“禮”“樂”“刑”“政”同舉,認為“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史記·樂書》)。可見樂被賦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當然,“樂”與“禮”與“刑”“政”發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為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是也。樂者聖人之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荀子·樂論》)“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因人心之樂(而以樂導之,,就是陶冶的功能。以美善合一,合乎“仁”的要求的音樂陶冶教化人,可以讓人心之樂(le)成為追求“仁”的力量,使得出治道也。”這就達到了樂(yue)的目的。

3。提倡樂通倫理

儒家向來強調“修”(修身)、“齊”(齊家)、“治”(治國)、“平”(平天下),認為知識分子的個人修養通於天下,這是儒家的傳統。“詩”、“歌”、“舞”是構成音樂的基本要素,和人類的其他藝術相比較,這三者是不須藉助於別的客觀事物就可成立的,所以說“三者本於心”。因此金石絲竹這些樂器對於音樂而言本質上是第二義的,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應當也是基於上述原因而得出的結論,所以中國傳統器樂缺乏獨立性,有人說中國音樂史幾乎就是一部“歌曲史”。更重要的是,儒家認為樂為“德之華”,樂“通倫理”,同時儒家又認定良知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美好的道德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現,“德者情之端也”,又說“樂者德之華也”,“樂者,所以象德也”。君子作樂用來陶情養性,教化萬民,移風易俗,當然就是本乎情性的最自然的事。

二、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及其主導地位孔子在音樂上總結先秦以來的美學思想,形成了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精華,這些思想精華在後世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並逐漸成為一種主導地位。

孟子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有“亞聖”之稱,對後世影響很大。他認為音樂就是快樂,是內心歡樂之情不可抑制的自然外露;認為人生來就有享受音樂的欲求與能力,人對音樂有共同的美感;認為樂的內容應是“仁”“義”之德,因而聞樂可以知德、知政;主張“與民同樂”以使天下得治。孟子正是從這種人生境界出發來看待審美和藝術享受,反對國君壟斷審美藝術,反對君主的“獨樂”,並把“與民同樂”的思想納入其“仁政”理論。孟子不反對俗樂新聲,正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審美和藝術發展的需要,對後世儒家音樂美學思想有很深的影響。 荀子繼承並發展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突破。荀子的《樂論》是我國古代一篇完整的音樂美學論著,對《樂記》以及後來的音樂美學思想有重大影響。《樂記》對音樂本質的解釋,具有相當的深度。認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鏚羽旎,謂之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它肯定音樂是表達感情的藝術,它表現人的內心世界,揭示人的精神狀態。它又是聲音的藝術,由自然形態的聲音變為藝術形態的音樂,正是藝術勞動的過程。因此,對於音樂這一人類社會意識形態成因的解釋,有著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觀的認識。

在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上,《樂記》強調音樂反映了國家的政治狀況與社會風氣,因而人們透過音樂又能認識國家的政治好壞,所謂“審樂以知政”。它說:“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它認為音樂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