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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1 回答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消聲匿跡。自彼時起，鳥託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訊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或許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情境所固有的，也許它只內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文化之中；但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