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以後風雲逸紀2020-01-19 10:05:34你這問題出的就有錯誤，你自己都搞錯了，張安國辛棄疾耿京義端那一波山東義軍活躍是在宋高宗末期到宋孝宗初期 應該離隆興北伐更近才對。
春秋奮羽2020-01-19 09:04:56答：關於題主提出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就算張安國沒有叛宋，南宋的開禧北伐也會以失敗而終，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就可以看出南宋的開禧北伐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南宋政權的統治模式
南宋自宋高宗趙構在建國之初，就對於金國的態度就一直徘徊在戰與和之間。
1、來自基層的呼聲
南宋偏安一隅的地方為江浙之地，江浙之地自古就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在經歷北宋宋徽宗時期20年的花石綱徵掠、徵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梁山泊起義以及和金朝戰爭的動盪，到了南宋初期，江浙地區人口銳減，滿目蒼涼，已經不復東南膏腴之地的盛名了，而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沒有得到緩解，為了應對戰爭，南宋朝廷常備正規軍一直維持在40餘萬人左右。在南宋民眾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為當時南宋民眾帶來了沉重負擔。
在來看看南宋初期的稅收，南宋初期的朝廷稅收近乎於一半都用來維持軍隊開支，而一旦戰爭爆發，軍費會成倍數增加，還要維持皇室開支及其它開支，這些費用都被朝廷透過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百姓身上。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因此，對於南宋一朝的百姓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是休養生息，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2、來自統治者的思考
由於宋高宗趙構歷經了“靖康之恥”，在一路被追到臨安，依據長江天險建立防線，這一路可謂事身心俱疲，對金國的恐懼已經滲入到了骨髓。
宋高宗對於和金國的開戰，我認為無非是爭取當時主戰派的支援，來達到鞏固自己皇位的安定。而在他確定了皇位安定後，在抗金名將岳飛率領岳家軍喊出了“收復失地，迎回二聖”的口號，並打的金軍節節敗退之時，他又連發十二道金牌，強行斷送了大好的形勢。
宋高宗寧願偏安一隅也不積極抗爭，其實也是深受北宋時期“重文輕武”的影響，他所建立的南宋朝廷延續了這一“祖宗家法”，也採取了“守內虛外”的政策。畢竟祖宗曾說“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是邊事，都可以預先防備，只是奸邪難以覺察。若為內思，深為可怕，帝王合當用心於此”。
二、動機不純，準備不夠充分
1、韓侂冑發動開禧北伐的動機
首先來了解韓侂冑這個人。
《宋史》曰：“韓侂冑，位元組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 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保胄以父任入官，歷閣門 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
韓侂冑以恩蔭入仕，加上世代為皇親國戚，其仕途顯得頗為順利。後又憑藉擁立寧宗之功初露鋒芒，“慶元黨禁”，打擊政敵，最終大權獨攬，權傾朝野。
韓侂冑之所以能夠大權在握，最大的原因便是他的外戚身份。
“祖父韓嘉彥娶溫國長公主（神宗第三女）；父親韓誠，娶高宗吳皇后妹；自己娶吳皇后的侄女，並且還是寧宗皇后韓氏的叔祖父，世代為皇親國戚”。
他的地位是建立在外戚身份之上的，一旦他所依靠的人不在了，他就很有可能地位不保，穩固難再。
韓皇后死後，他雖然採取種種手段鞏固自己的地位，但都失敗了，這時有人便建議他若想長久的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須有蓋世之功，而在當吋的情況下，北伐無疑是其屮的大事業，不僅順應人心，一旦獲得成功，他的地位也會更加穩固，甚至將留名青史。
2、韓侂冑發動開禧北伐的準備
對於北伐韓侂冑並非沒有準備。為了北伐的順利進行，韓侂冑逐漸解除了黨禁。將以前自己打壓的官員逐步都恢復了官職，建議並說服寧宗北伐。
宋寧宗為了鼓舞士氣，打擊朝廷內主和派，削去秦檜的王爵，並把諡號改為“繆醜”，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追封岳飛為“鄂王”，給予政治上的極高地位，並且起用了許多主戰派人士及有名將領如辛棄疾、畢再遇、孟宗政等。
但僅憑這些，顯然是不夠的，事情的發展也並沒有韓侂冑所預料的那般順利。韓擬用廣帥薛權似去前線指揮淮西兵馬，但他卻拒絕赴任；令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守金陵，也被回絕；調任丘塞為江淮宣撫使，也滯留四川不動身。最後僅用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任副職。對於北伐，也有人提岀反對意見。
朝中有人勸他：“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 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
由此可見，韓侂冑雖然主張抗金，但抗金只是他謀取私利的一種手段，。無論從動機和效果上講，還是從組織準備上說，“開禧北伐”只是一場匆匆上演，草草收場的鬧劇。
《宋史》曾評價此次戰爭曰“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
三、用人不當，官兵素質太差
1、將領選用不當
韓侂冑是憑藉外戚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的，而他自己也是一個好大喜功，志大才疏之人。所以他任用的人，首先要考慮的不是才能，而是與韓侂冑的親近程度。因此，他任用的人多是一些親朋故舊和阿諛奉迎者。
他所提拔的無能官員，最終在戰爭中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宋史》記載“未兒，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尚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出俊邁以遺敵，乃獲免。
由於東路宋軍將領郭倬、李汝翼的卑鄙叛變，使得宋軍軍心大失，毫無鬥志，隊伍潰亂不整，士卒皆四散奔逃，到靈壁時，兩軍（南宋軍隊和當地民兵）由三萬人減至五千人， 遭到慘敗。而此吋的韓侂冑看局勢危機連忙派人議合。
戰爭期間，時戰時和，搖擺不定，如此指揮，焉有不敗之理？
2、官兵素質較差
自北宋以來，鑑於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之弊，大力加強屮央集權，尤其是加強 軍權的控制，強幹弱支，兵將分離，以致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識 將，將不識兵”，士兵缺乏訓練，素質極差。這是自北宋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
南宋張浚北伐時的一支軍隊，按編制應是兩萬人，但因嚴重缺額和不能作戰僅能供役計程車兵之外，能作戰計程車兵只不過六七百人，實屬笑話。
由此可見，官兵戰鬥力反不如民勇，宋代軍制之弊可見一斑。加之宋代竭力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嚴防將帥專權，宋代軍官地位不僅低，而且還時常受到猜疑。縱是狄青、岳飛、韓世忠那般赤膽忠心之人，亦不免被朝廷無端猜忌，難施其才他。
北伐之初，宋軍在民兵配合下實施突襲，還能取得一定的勝利。然而，只要金兵反擊，南宋軍事弊端便立即暴露出來，最後全線崩潰，最關鍵的是軍事人才方面嚴重不足。
四、判斷失誤，金國實力依然強大
1、金朝雖內外交困，但仍擁有相當實力
在金明昌五年，金大通節度使愛玉完顏辨據金重要地五國城叛；泰和元年，群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承安五年，自愛王叛亂。由此可見在金朝境內，人民鬥爭波瀾壯闊，此起彼伏，統治者採取高壓手段，進行著野蠻殘酷的鎮壓。除卻這些內憂，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那就是外患也十分嚴重。明昌六年，西夏國入侵崗州，接著入侵石州。同時，以鐵木真為首的蒙古草原部落也頻繁入侵。雖然金朝出現了種種危機，極大地動搖了金朝的統治，但並未動搖其根基，金朝依然擁有相當的實力。
2、南宋判斷失誤，宋金均勢並未打破
實際上，當吋宋金的均衡之勢並沒有打破，宋朝並不具備打敗金人收復失地的能力。可韓侂冑等人卻過高地估計了南宋的力量，認為當吋金朝內憂外患嚴重， 內有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不斷髮生，外有北方的蒙古族不斷南下騷擾。他們片面認為，當時的金朝正在走向衰落，而宋人同仇敵愾，對以前喪失大片領土心有不甘，南宋軍民都願意收復北方失地，士氣可用，北方漢人也會給予積極響應的景象，是出兵北伐的大好吋機。於是，韓侂冑奏請宋寧宗，開始積極準備北伐。
但事實，金朝對於蒙古騎兵的屢次南侵，一方面派大軍予以痛擊；另一方面，採納宗浩的建議，把原來設在泰州的東北路招討司，遷移到金山，來加強邊防。並且修築壕障，以防禦遊牧族騎兵的騷擾。
並且蒙古的屢次南侵，也使金朝吋常處於戰備狀態，而且在一系列戰爭屮金朝的軍隊也得到了鍛鍊，戰鬥力反而有所增強。
五、氣候狀況影響
《宋會要輯稿》中記載 “開禧北伐開始以後，……又值連雨，器甲爛脫，弓矢皆盡，所至水潦橫溢，糧食不繼，軍還，潰亂不整， 士卒多奔散，至靈壁，兩軍所存才五千餘人而已”。
很顯然，當時惡劣的天也給宋軍的行動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在攻壽州之戰中， 烈日照耀，人力易疲，久攻不下，不得不暫時撤圍，退出攻城戰鬥。很顯然，氣候惡劣這一客觀原因，也是南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結，開禧北伐由於主導者的功利性、侷限性，再加上趙宋王朝“重文輕武”根深蒂固，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其失敗的結局。而張安國叛宋降金致使北方義軍全面覆滅，只是加快了失敗的程序而已，並不會主導戰爭的走向。
雲端白楊2020-01-21 22:38:36樓主可能對這兩個歷史事件沒有搞清楚，張安國叛宋降金髮生在公元1162年，那會南宋還處於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而開禧北伐是公元1205年宋寧宗朝開禧元年發生的事情。再說張安國叛宋降金只是發生在高宗紹興年間北方義軍中的一個事件，整體來說，不會對當時金強宋弱，南宋偏居長江以南半壁江山的形勢有什麼大的影響。
發生在公元1205年開禧元年的開禧北伐，當時大的形勢確實對南宋來說是很有利的。金主璟沉湎酒色，朝政荒疏，內訌迭起，北邊部族又屢犯金朝邊境，在連年征戰中士兵疲敝，國庫日空。而南宋當時的皇帝宋寧宗不滿金朝的蠻橫要求，崇岳飛貶秦檜，主張對金人用兵。公元1205年五月，宋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史稱“開禧北伐”。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幹。“開禧北伐”，由於當時主持北伐的丞相韓侂冑準備不夠充分，而金軍早有準備，所以宋軍發動的進攻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金軍乘勢南下，致使南宋不得以與金朝求和，於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訂立“嘉定和議”，讓南宋付出了比之前更慘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