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所謂的“帝王之術”就是我們常說的套路。
死囚本就是一群犯了國法，當死之人，而李世民又為何會赦免了他們？但凡是古代帝王，尤其是這種有能力的帝王，只要是做一件事，其背後必然有原因，也存在其自己的目的。
那李世民為何要做這件事？這件事的背後，又隱藏了李世民哪些“小心機”？
歷史背景
隋末大亂，群雄並起。太原李淵於公元617年於起兵反隋，以李建成李世民等為將領，逐鹿中原。李家原本就是關隴世家，世家子弟自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李唐的軍隊也訓練有素，像一股清流，流入了反隋起義軍中。
在這個過程中，李世民與李建成兄弟表現良好。因為李建成是李淵的長子，早早地就被李淵當作繼承人來培養。李世民更像是一個縱馬安天下的王爺。
起初大業未定，李世民倒也沒說啥，但隨著戰功越來越高，手裡的權力越來越大，肩上的擔子也越來越重。
在建立大唐之後，李建成等就開始忙著收權，李世民雖然起初處於劣勢，但也架不住手下大將們力勸。畢竟，自古以來，但凡是在皇位競爭中失敗的人，不單單自己會涼了，連團隊裡面的人，也基本會涼了。
尉遲恭更是直接，他直接勸諫秦王：“你要是不想和太子爭，想束手就擒的話，請提前告訴我一聲，我好有時間提前逃走。”
這句話說得很扎心，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心聲，而是李世民帳下大將的心聲。
隨著競爭進入了白熱化，李世民買通了玄武門守衛常何，於公元626年發動“
玄武門之變
”，將建成與李元
吉斬殺，控制了國家大權。隨後李淵退位，李世民當上了大唐的新皇帝。
李世民無比愛惜自己的羽毛
李世民雄才大略，是在歷史上為數不多沒有大肆屠殺功臣的皇帝，另外一個是秦始皇嬴政。
李世民在取得皇位之後，只是用雷霆手段，解決了李建成與李元吉的嫡系兒子們，對於李建成團隊裡面的大將，則選擇了悉數接納。
李世民能夠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心胸與氣魄，另一方面也是對於自身能力的極度自信。因為從他十幾歲起兵征戰開始，手下的大將基本都是一邊打一邊收，用寬廣的胸懷接納的敵方將領。
而他還能夠用強大的氣場，駕馭住這群悍將。
因此，李世民相信，以自己的能力一樣可以駕馭住大哥手下的這些心腹將領。這基本就成為了李世民執政的一個風格。
在李世民的想法中，他將用胸懷與氣魄治理整個國家。並不想靠著殺戮與暴力，他只有將這件事做好，才能夠有機會青史留名，讓人們接受他，讓後人慶幸，玄武門之變是正確的。
赦免死囚是怎麼回事
李世民清晰的規劃了自己了路線，他征服了魏徵等人，貞觀年間的朝堂之上，人人敢於說話，政治清明，國家也越來越富裕。
李世民不單單是對於官員如此，他還想讓全天下的百姓，全部都沐浴在皇恩之中，獲得天下的認可。這件事如果做成了，那在歷史上的地位，將無可撼動。
這就需要李世民做一件事，用這件事來驗證，也用這件事來宣告自己的成功。
在公元632年，快要過年的時候，李世民突然提出來，他想要對牢獄之內的死囚們，搞點人為關懷。官員們一聽，這想法挺不錯，要支援一下子。
可這件事怎麼實施？李世民提出來一個點子，讓這390名死囚全部回家，明年秋天回來問斬。全程無監控，全憑自覺。
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貞觀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三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新唐書》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大手筆。這390名死囚，多是大惡之人，一旦放出去之後，撒丫子跑了，第二年沒人回來，這不就玩脫了。
如果這些人在出去後，再幹點違法亂紀的事情，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結果李世民力排眾議，將這390名罪犯悉數放回了家。
死囚們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全部都按期返回，一個也沒有缺失。李世民一開心，便將這些人悉數赦免，留下了一段佳話。
李世民為何要這麼做
李世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藉助此事，來檢驗自己的治國能力。透過死囚迴歸的數量，來檢驗自己國家中百姓的執行能力。
試想一下，如果死囚全部都可以按照約定，執行皇帝的命令。那老實巴交的老百姓們，又怎麼會不執行？國家政令通行，豈有不富裕之理。
李世民在看到390名死囚全部按期返回之後，在高興之餘便赦免了他們，再度將自己的仁慈與恩惠傳播到全國各地。
試想一下，這些死囚出去之後，走向全國各個角落，他們成為了李世民無形的宣傳者。那時候沒有廣播，這390人將這件事散播到全國各地，李世民便會更受百姓的愛戴。
死囚為何會按期返回，教化對這些人真有用
死囚在返回之前，誰也不知道會不會被繼續執行死刑。我認為，之所以死囚會按期返回，還在於李世民與他們約束的內容。
皇帝有很多的話，不方便說。就需要官員來領悟，然後去辦好這件事。李世民在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有頭腦的官員就會看出來，李世民到底是有何意圖。
因此，或許在選拔囚犯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對他們進行過教育了。而且在他們離開監獄回家之後，名義上是沒有官差押送的。
可歸屬地的官員，自然要多一個心眼，正常來說，他們會以各種名義來送關懷，正面宣傳此事，藉以來宣揚李世民的恩德。
而這個死囚，就好比是禿子頭上的跳蚤，全地區老百姓都知道，這哥們是與皇帝有約，被遣送回來的。
那麼試問，在這種情況下，他好意思不回去赴約嗎？
即便是他不回去，官府只要是一紙官文，這個死囚就會無所遁形，甚至還會連累家人。
因此，死囚們不得不回。
古時人一則重品德，義字當先知恩圖報，面對別人的信任，也必用實際行動回饋對方。二則是承蒙皇恩，逃跑也是不現實的，與其與皇上作對，亡命天涯且連累妻室子女，倒不如干脆做個光明磊落人。唐時四百囚徒不外乎以上兩點原因，所以才能做到無一逃離。
誠信有多重要？誠信能救命！不信？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個誠信能救命的故事。
跟死囚有個約定
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複核案件，當然最主要的是死刑案件。皇帝親錄，一來說明唐朝時期人們對生命的尊重；二來是皇帝不放心底下這些幹活的；這項生殺大權握在皇帝手裡，人命關天，皇帝給予特殊關注，也是理所應當的。
其實，卷宗並不是很多，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後，減少了很多死刑條文，貞觀初時，有幾年，全國的死囚犯還不足百人。就是到了公元632這一年，全國的死囚犯也僅為390人，而到皇帝這裡的也就30多人。
太宗在審查案件時，看到判死刑的這些人面黃肌瘦，甚是可憐。其實這也很容易理解，在封建社會，官員在審理刑事案件的時候是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的。一般皇帝欽點的死囚，都是經過層層的審查，受盡了各種刑罰，而且也被關押很長時間了，加上長途解運，肯定多數是無精打采，生無可戀。
太宗看到這些人以後，心中的憐憫之情氾濫。於是他心裡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給這些死刑犯一年的時間，讓他們回家處理後事，一年後回來伏刑。
第二天早晨，太宗就把這個想法拿到朝上跟諸位大臣商議。大臣們雖為當今皇帝的仁慈感動，但是也很擔心。這些死囚都是一些殺人越貨、強盜無恥之徒，一旦放出去，豈不天下大亂！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命令，沒有附條件，沒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說沒有獄吏跟著，沒有監視，無異於放虎歸山。
於是有些大臣站出來反對，請求太宗打消這個念頭，說這樣太危險了，把這些死囚放回去，不知道來年能不能回來是另一回事，萬一他們去危害社會怎麼辦？
其實大臣們的想法，太宗也想過，他剛開始的時候也覺得這個想法太荒唐，可是又一想，大唐上下幾千萬人還能奈何不了這三百多囚犯；再說按國家的編制來看，州府以下管理機構就有四級，全國這麼多官府衙門管理一兩個死囚，還是非常輕鬆的。況且這些都是死刑犯，他們在將死之時還能得到法外開恩給他們一年的幸福時光，他們感激還來不及，哪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呢。
太宗用這些理由說服自己的同時，也說服了勸諫的大臣。於是，就在這一年臘月的一天，太宗下了一道讓全國震驚的聖旨：全體已決定執行死刑的囚犯，一律放回家，與家人團聚，一年之後的秋天再來京城執行死刑。
貞觀八年，也就是公元633年的秋天，長安城寬達150米的朱雀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趕來的民眾擁堵得水洩不通，因為今天是一個謎底要揭開的日子。對於當今皇上的大膽行為，大家都抱著拭目以待的態度。
很多人都覺得，活著比什麼都重要，尤其是對那些被定刑的死刑犯，他們知道了自己能有逃出生天的一絲希望，就肯定不會放棄。
然而，結果讓全城百姓大跌眼鏡，只見這些死囚們真的一個一個回來了，一個，兩個，三個……約定的時辰到了，數一下人數，389個，只有住在京畿扶風的個死囚遲遲未到。
這時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唐太宗，只見唐太宗不慌不忙地揮揮手說：“再等等！”
隨著一聲馬鳴，最後一個囚犯坐著馬車抵達了刑場。原來這個人在回來的時候生病了，耽誤了時間。
在場的所有人都被感動了，一是為唐太宗的聖明，二是為了這些囚犯的誠信
。就連唐太宗本人也深感震撼，後來他就把這些死刑犯全部赦免了。
說到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到唐朝的諜報組織了。歷朝歷代皇帝其實都有自己的特務機構，負責監察天下探聽訊息等，其中明朝的東廠西衛是比較出名的，但李世民時期的這個機構並不現於歷史。李世民放囚犯回家是一場政治秀，被放的囚犯除了明面上有官府監控外，暗地裡還有特務機構牢牢監控，根本沒有逃跑的機會。
《資治通鑑》記載這個非常感人的故事：“辛末，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即貞觀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親自審查複核死刑案，覺得很可憐，於是下旨讓全國的死囚都放回家探親，來年都聚到京城一起問斬。全國390個死囚都回了家，無人看管，一年後如期回牢，無一人逃亡，於是太宗下令全部赦免。
這個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資治通鑑》並沒有介紹。
放歸他們回家，各地官員當然不會放任不管，因為古代的治安採用保甲制度，唐朝也是以四家為“鄰”、五鄰為“保”、百戶為“裡”，這種制度保證人們互相監視，便於官方維持治安。唐律鬥訟律就規定：如有強盜殺人事件發生，同伍之人有告發之責，否則杖六十。而唐律捕亡律更規定：諸鄰里有強盜及殺人事件，必須互相救助，否則亦受處罰。這些全國各地的死囚，都是就近在當地監牢裡服刑等待處決，放歸他們回家，有家裡來人接回，回家探親中肯定是受到四鄰鄉里嚴密監視的，畢竟誰都不願意連累到自己。
另外，唐朝跟古代所有朝代一樣，都採用連坐制度。雖然從現代社會看，連坐是一種殘忍的、非人道的方法，但唐代確實也有連坐制度，主要包括緣坐（親屬連坐）、官吏職務連坐、鄰里連坐、朋黨連坐四種形式。即便他們逃跑了，他們的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等，都要受到牽連，我想他們在家裡跟親人們一起住了一年多，到第二年去牢等待處決前，家人、親人、鄰里、官員等，肯定都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即便是十惡不赦之徒，不管別人的死活，也不會放著自己的父母雙親、妻子兒女的性命不管的，所以他們能按時回到京城，也是可以理解的。
貞觀初期，經過多年戰亂，全國人口只有200多萬戶，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反映了唐朝初年的社會經濟一片蕭條。加上太宗剛剛透過殺親奪位，需要仁德博取認可。於是，貞觀元年（627 年）太宗即位初，就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刪修律令 ，開始實行減免死刑、取消兄弟分住連坐等，實行仁政恢復人口等，但是新律要到貞觀11年才頒佈。太宗使用這個方法為自己博取了好名聲，只是後來，還是受到後人的質疑。宋代歐陽修寫了《縱囚論》，質疑這件事的動機。歐陽修說李世民只是為了博取美名，並不是出於仁義，即便他們逃跑，自己都能獲取美名。
我們看看下面的記載就更有趣了：《舊唐書·刑法志》“。。。是歲（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怎麼到了貞觀六年死刑就增加到了390人？過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唐朝的死囚數量就增加了十倍！如何理解，反正歷史還是有些可疑的。
德治與法治：法外容情與法不容情的融合與統一。
這件事是中
國曆史上有時可證的，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奇觀，也是人類司法史上最有益的借鑑之一。
這件事表明瞭如果統治者真的將法律與人情高度的結合並適時的調整，不但不會影響法律說應有的效應，而且會使得法律更人性化人道化。
那些死囚本身就是犯有重大刑事責任的一級罪犯，但是唐太宗卻能夠安心的把他們全部都放掉，而且他們到最後竟然沒有一個人是逃跑不服刑的，這說明了什麼？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那些死囚如果真的要逃跑，雖然有很大的可能被抓回，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能夠延緩自己的生命，畢竟唐代還是一個沒有現代科技的時代。但是奇怪的是那些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如約而至。
他們是不怕死嗎？他們是不知道生命的可貴嗎？
他們是心悅誠服了，被統治者的法治和德治所馴化。我認為唐太宗和死囚犯這一案例達到了法制的最高境界——法外容情與法不容情最有機最高的統一。
簡而言之就一句話，一個國家只靠法制，不可能永遠安定，因為法制只會讓人們感覺到法律的嚴酷與統治者的無情。一個國家，只靠德治不可能永遠安定，因為道德的力量不可能改變人性。
只有將德治與法治相融合而且有機的融合，才能真正的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也能在保證法律正常實施的情況下給罪犯以人道主義的關懷。這才是法不容情的最高境界，也是法外容情的最高境界。
古代人很注意品德，禮儀。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從古至今，中國人都懂得報恩。當面臨死亡時，誰不害怕，最渴望的是與親人告別，傾訴自己的苦哀。唐太宗給了他們機會。
普天之下，莫非黃土。他們能跑哪裡去。
個人以為這件事兒，肯給是真的。但這個實施的過程，卻是官府和囚犯透漏口風，彼此成全完成的，一個求命，一個求名。
懷疑有二：
其一，舊唐書，資治通鑑，以及白居易《七德舞》紀錄的釋囚數量不一。
其二，探親期限較長，且無官府約束，竟沒有一人囚犯逃跑，那怕有三五個逃跑都合乎人情
。《縱囚論》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這個事兒很有名，涉及到一些有意思的唐代制度，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事件梗概。
首先需要說明一下，這件事，很多朋友覺得是最早記載於北宋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假如我們在網上搜索的話，大多數也是如此，不過其實在更早的《舊唐書·太宗本紀》中就記載了：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這事兒發生在貞觀六年十二月，唐太宗親自考核囚犯的情況，把該處死刑的290人放回家，讓他們得以跟家人過個年，等到第二年秋末再回來受死。第二年，這些人還真的按時回來了，唐太宗感於他們的守信，就把他們都赦免了。
減輕刑罰是唐太宗的一貫主張，而非一時心血來潮
根據《舊唐書·刑法志》的記載，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跟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等大臣們商議，調整法律，將一些原本要判死刑的罪行改為肉刑，後來因為肉刑殘害人的肢體，不夠人道，就再次將其減輕為流放。
關於死刑的審議，在貞觀初的時候施行“
三覆奏
”，即一個人假如犯了罪，基層法官覺得該判死刑，那也得彙報給中央，由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尙書官員來討論，並且給皇帝彙報三次，皇帝批准之後，才能真正落實。
按說三次覆奏已經夠嚴格了，但後來發生了兩件事，促使唐太宗進一步反思自己，改革制度。一件是因為一時憤怒錯殺了大理丞
張蘊古
，另一件是在朝堂上怒斬了交州都督
盧祖尙
。後來情緒冷靜下來，唐太宗覺得自己太任性，覺得三奏太快，一天之內就完成了，如果自己控制不住情緒判了死刑，那麼即便後來後悔，死人也不可復生。於是他命令，將三覆奏改為
五覆奏
，官員們在兩天之中給他彙報五次，才能最終決定是否執行死刑。
因此，唐太宗在貞觀六年冬天親自核查囚犯，以及後來赦免死囚，並非是一時興起或者“作秀”，而是長久的政治主張。
唐代的戶籍管理制度相當嚴格，逃亡並不容易
很多朋友猜測，這些死囚犯回到家，難道不想著逃亡嗎？這可是天賜良機啊！
當然，我們今天不知道他們內心有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當時逃亡並不容易。
唐代在城市中施行
裡坊制度
，上到京城、下到地方城市都是如此。坊是基本的居民管理單位，平面方方正正，有一整圈圍牆，居民都住在裡面。每天早晚，坊門會定時開閉，大晚上沒有特殊原因是不能離開坊的。這樣的制度，就是為了便於管理，防止作奸犯科。
除此之外，唐代還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老百姓也需要“上戶口”。一般的程式是，居民先到基層工作人員
里正
或者
坊正
那裡登記“
手實
”。手實的內容包括個人姓名、性別、年齡、體貌特徵以及家裡的地產、房產資訊。
接下來，里正跟坊正要拿著手實跟真人核對，確定無誤後，將手實彙總交到縣裡，縣裡也彙總，交給州郡，州郡再交到京城。透過這個系統，
每個百姓的個人資訊，朝廷都是掌控的。
假如一個人要離開本縣去別的地方，那他得先找縣裡開“
過所
”，也就是通行證。過所的內容包括其本人的基本資訊、外出原因、攜帶財物，並且要找幾個鄉鄰做保人。這個
過所可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透過各類關卡，才能住店。
所以那些死囚自打入獄，就會在基層資訊中有所記錄，他們即便回到家，也只能小範圍活動。假如想要逃亡，肯定是不可能獲得
過所
的。那麼在逃亡路上，遇到檢查很容易暴露，搞不好還要連累家人，何苦呢？
李世民雖然被稱頌為千古明君。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煩惱，就是自己皇位得來不正。按照宗法制，李世民是不可能成為繼承人的，但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冒天下之大不韙將自己的哥哥殺死並逼迫父親李淵退位，自己當了皇帝。
謀逆篡位之人，一般在歷史上都不會留下好名聲。而李世民想要留下好名聲，也不想背上弒兄逼父的罵名。於是他就想盡辦法捏造李建成的各種德不配位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如果李建成當了皇帝，那麼對於天下老百姓來說百害而無一益。而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的皇位製造合法性。而且他透過還不斷的收買人心，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李世民放走囚犯是為了展現自己是一個仁慈的皇上。可實質上李世民並不仁慈，在發動玄武門之變後，他連自己年幼的侄子全都殺了。在即位後他頒佈了一系列利民的措施，並頒佈天下大赦的命令。
即使如此，李世民仍然不安心，畢竟自己做過大不道的事，於是下令放400死囚回家探親，並約定在秋後問斬。這也是李世民向天下展現自己仁慈之心的一種表現。
到了秋後，這400名死囚，一個不少的達到了指定的地點，準備領死，這使得李世民非常的感動，大手一揮，400名死囚全部獲得特赦。
400名死囚事先也當然知道，按照皇帝的命令，到指定的地點就只有死亡。而活著是每一個人的追求，為何這400個死囚，明知道會死，依舊按照命令達到指定的地點？
當然，這絕對不是皇權至上的原因，因為對於死囚而言，皇權算個什麼東西，在他們的當中很少有人保有忠君愛國之思想。如果愛國，那麼這400死囚，也絕對不會犯法。死囚之所以能夠按時到達指定的地點，編者認為其原因有：
一是受到感動
死囚都知道自己已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死亡只是遲早的事情，自己沒有盡孝道，在死之前沒有見到父母親。這對於死囚來講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而皇帝下令讓這些死囚回家，陪伴自己家人一段時間，然後再處死。
這對於死囚來講是一種恩賜，讓他們在離開人世前盡最後的孝道，所謂“百善孝為先”，死囚雖然是罪人，但孝順的思想依然與常人無異，例如解放前山東打土匪劉黑七，殺人無數，但每次回家，頭一件事情就是給母親磕頭。
對於這些死囚來說，皇帝能法外開恩，給他們一個盡孝的機會，自然非常的感激，所以在被釋放回家之後，也能如期的返回受死。
二是無奈
皇帝之所以敢於釋放這些死囚一段時間，朝廷方面肯定是知道這些死囚的底細，甚至在死囚假釋的時候，有士兵等監督，即使這些死囚想要不歸，或者想要逃跑，也是非常的困難。而沒有聽從皇帝的指令，自己只能死的更加悲慘，說不定還會牽連自己的家人，因此死囚明白，不回去的話自己就會受到更大懲罰。而且逃跑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在巨大犯罪成本下，這些死囚也會掂量，逃跑實際上是虧本的買賣，因此死囚都能夠按照約定受死。
三是家人的勸說
而李世民為了表達自己的仁慈之心，讓這些死囚返回自己家中，於親朋好友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也算是一種人文關懷了，而死囚的家人定然會對於皇帝感恩戴德，因此即使有些死囚不願意回去受死，但是在家人的耐心勸說之下，也能夠幡然醒悟，以自己的死亡，彌補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家人的鼓舞，使得這些死囚有了受死的勇氣與決心。
當然，李世民讓400名死囚返回家，並不是李世民真正的仁慈，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在做戲以收買人心，使得天下人歸順自己，以洗刷自己弒兄殺弟，逼迫自己父親退位的罵名。再者說來，縱然這些死囚犯中有些是冤枉，但多數是名副其實的罪人，即便一時良心發現，長期來說依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李世民因為一件小事，就將他們赦免，實則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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