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劇透，慎點！！！
砰、砰、砰……
死亡的槍聲響起，打破了電影院該有的輕鬆享受、幸福甜蜜、與平靜。
宋喬安臉部特寫慢鏡頭推進，隔著螢幕都能深刻體會到現場的恐慌、擔憂、詫異、害怕、自責、絕望、無助、痛苦，身邊的空氣瞬間壓抑。
很遺憾，事故中，宋喬安失去了愛子。
9死21傷，成為當地歷年來最大的隨機殺人案，震驚全民。所謂的隨機殺人是指，無差別、隨機選擇作案物件。
李曉明，正值花樣年華卻選擇隨機殺人，因為他立志要做一件大事，直至他被臨時執行死刑前，還遺言“人生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這樣選擇……”
為什麼他選擇做這樣的
“惡人”
？ “這樣的人恨不得馬上槍之而後快”，靈魂拷問，心中這樣充滿正義的我們又是否就是
“好人”
？
人權人性、司法公正、人倫道德、媒體輿論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情故事激烈碰撞。就算罪犯也有人權也應該得到司法公正的對待，可是懲罰與原諒之間真的很難選擇，而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成為殺人犯的媽媽，故事展開了關於“惡人”與“好人”的深度討論。
宋喬安是品味新聞的新聞總監。失去兒子後的宋喬安，不分白晝，變本加厲地工作來
逃避自己的傷痛、沒有保護好兒子的自責
。她苛責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做到完美，追求第一收視率，同時把這樣的要求強加在同事身上。
宋喬安甚至對同事罵“你是智障嗎？”下屬已經憤怒“再加班，我的人都走光了！”畢竟工作而已，誰都不願意承受身體、精神如此雙重壓力。
還是有人願意理解宋喬安，懷胎羊水破了仍站在崗位線上的玲姐，因為玲姐覺得“她失去了兒子，很可憐，很慘”。玲姐是“好人”，但她也是“惡人”，因為
長期給宋喬安貼上“受害人”的標籤會助長她的“受害無助感”而有可能更讓她無法走出來。
宋喬安毫無意識，追求工作業績，她確實是“好人”，而自己卻也
埋了“惡人”的種子
。同時，她還一直
無意識地自己標籤“受害者”（潛意識做什麼事情都合理）
。還有那些所謂的
“受害同盟者”而任意攻擊別人的人，誰能說就一定是“好人”？
可能為了報復的私心、或者
作為媒體人條件反射性地捕捉“觀眾喜歡看的話題”
，宋喬安在得知下屬李大芝是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時，跟蹤偷拍並曝光加害人家屬的行蹤，成就了獨家新聞“加害人家屬兩年未走出陰霾”，而引導輿論，受害者未走出傷害憑什麼加害者走出傷害？
案件發生後，加害人家屬變賣所有家產賠償受害人，甚至在媒體前公開下跪道歉，依然被輿論質疑“下跪是真心的嗎？還是有人指使？”
深受輿論痛擊
，一家人舉家搬遷到荒遠的鄉村，與世隔絕，行屍走肉般“活著”。李爸爸每天酗酒麻醉自己，李大芝輟學長期癱躺床上。李媽媽出門長期帶上口罩，
臉上長滿著“煎熬、愧疚、自責、痛苦”的傷痕。
習得性無助感
讓他們甚至拒絕會見幫助他們的法扶律師王赦。沒有人願意理解殺人犯一家，儘管殺人的只是哥哥。王赦選擇與輿論背道而馳，始終堅守法律公證的精神，堅持罪犯也應享有的人權。
“我承認殺人犯該死，但如果為了平息輿論壓力而追求迅速結案處死殺人犯，那永遠找不到背後的原因，就無法杜絕類似的事件發生……”
王赦是“好人”。
他還試圖從傷害兩兒童的陳世昌案件，以及 “精神病患者”（當時媒體的用詞，精神分裂症是後來確診）天才導演思聰私闖自己女兒所在幼兒園的等案件中探索事件發生的本質及防禦機制。
毋庸置疑，
王赦是“不入流”
。在新聞釋出會上他被受害者及同盟潑大糞，同時她的家人也旋入輿論旋渦，她的妻子默默忍受“當心你的女兒像他們的孩子一樣暴死街頭”的恐嚇。
岳父當然指責他的自私，妻子一開始也不理解他。他是“惡人”。
經過王赦的不懈遊說，李曉明一家人終於願意開始尋找背後的原因。
他們也想知道“為什麼李曉明會這樣做啊”，李大芝回憶中，“哥哥是個很溫暖很照顧妹妹的啊”，李媽媽痛心，“他小時候也是很乖很聰明的，有時候他自己在房間裡我們沒有太多打擾他，不是說要給孩子獨立的空間嗎，
我們不會教育…
”
真相隨著李曉明被臨時行刑，永遠找不到了，時間也磨合不了、喚醒不了錯綜複雜的利益個體之間的關係。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揭露，人在群體中的智商遠低於單獨的個體，而一個群體的人，對真理從來就沒有強烈渴望過。
毫無意外品味這次“獨家”曝光後，加害人家庭被“受害者同盟”砸壞，加害人家屬再度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遭受身體、精神的毒害。
李大芝質疑宋喬安沒有權利這樣做，“殺人的是我哥哥，難道我和我的家人就沒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嗎？
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比我哥哥少！
”
宋喬安終於崩潰而情緒大爆發，“難道我兒子就沒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嗎？”
宋喬安的同事都看出她兩年後仍無法接受失去兒子的事實，老戰友news哥幫宋喬安聯絡了受害者家屬互助會，希望能幫助宋喬安走出“受害”陰霾，同時建議宋喬安做婚姻諮商，修復婚姻關係，但一開始都被拒絕。
心理學稱之為“無病識感”，這是最難治療的人。
失去兒子兩年以來，本來新聞理念就不一樣的宋喬安和丈夫劉昭國產生更多分歧，劉昭國支援王赦尋找李曉明殺人背後動機，“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預防和善後。”而
對妻子宋喬安沒有給與更多理解與支援，甚至出軌，他是“惡人”。
“天彥的事情不能談，天彥的東西不能碰，婚姻不能談，家庭不能談，工作不能談，你誰都不能溝通，
你連你自己都溝通不了
。”劉昭國憤怒指責。
是啊，很多時候，
過不去的坎是因為自己沒讓自己過去
，而最怕是自己還意識不到這些問題，雖然這個過程真的很需要勇氣。
故事持續壓抑地行進著，無助感常常溢位螢幕，可每每到宋喬平出場就變得很溫暖。
宋喬安妹妹宋喬平是一個社會工作者，和心理諮詢師一樣，以“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潤滑著姐姐和外甥女、姐姐和姐夫之間的關係，還有姐姐和姐姐自己的關係，以及其他的病患及患者系統的關係。
天晴平日跟宋喬安的吵架表面上生氣媽媽只關注天彥，天晴對天彥充滿敵意、怨恨，但宋橋平卻能讀到，天晴對哥哥還有愛，天晴也未走出哥哥離開的傷痛。
宋喬平巧妙地給天晴安排了對哥哥的告別，
“劉天彥，你怎麼這麼討厭，看個電影就不見了”。
天晴在阿姨宋喬平的開導下，逐漸理解媽媽宋喬安，理解父母之間的關係破裂但慢慢在修復。
分手後為什麼把對方拉黑、照片刪掉會獲得內心的一些平靜？
心理諮詢治療中，也常常用“儀式”幫助案主宣洩情緒而達到撫平傷口的效果。
宋喬平自然很清楚姐姐宋喬安自責自己保護好兒子而一直沒走出失去兒子的傷痛，對姐夫的出軌，不和的母女關係，讓姐姐惡性迴圈地以工作麻痺自己，不喝酒就難以入睡。她好不費勁終於開導了姐姐姐夫去婚姻諮詢。
在婚姻諮詢過程中，劉昭國開始理解妻子宋喬安此前支援自己的新聞理想、多年來獨立承擔房貸的巨大壓力和對家庭深深而無言的愛，才瘋狂地工作而忽略了家庭。
劉昭國開始嘗試著與宋喬安改變溝通模式，改變之前的“指責”和“超理智”，開始對宋喬安說“謝謝”，但就是這句“謝謝”開始融化他們之間僵化的關係。
宋喬平在自己心理諮詢服務中遇到了危機，但也許也因為這次
危機讓所有事情有了轉機。
天才導演應思聰罹患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出院後因
在工作、社會生活中再次不斷被否定而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援
，雖然姐姐應思悅和房客李曉明的妹妹，非常努力照顧著他，
應思聰再次出現嚴重的幻聽、幻視、被害妄想而無法自控，甚至有自殘傾向。
思聰情緒失控、帶著利器，走到了宋喬平的辦公室，宋喬平和思聰都陷入了危機。
“你剛跟我說你想要拍電影，我想知道電影在講什麼？”（
從患者最感興趣的話題入手，讓患者放下防禦
。）
思聰逐漸冷靜後又被突然而來的敲門聲激起了“被害妄想”，又開始情緒激動，利用外物進行防禦。
宋喬平馬上應變“叫了便當，便當不要了。”
宋喬平注意到思聰在跟幻覺對話，“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講話”。
“有誰在跟你講話？”
“小欣，媽媽，爛製片，爛導演，還有一些不認識的人”（
對比思聰對幻聽的激動情緒，此時思聰對社工師的回話已經相對平和，思聰開始願意跟社工宋喬平交流。
）
“媽媽說了什麼？”
“媽媽說帶著沒用的應思聰，她就不會幸福，應思聰是拖油瓶……”
從小被否定，應思聰才在電影製作過程中對監製、導演的質疑反應如此激烈而深刻，“一定要拍出成功的電影”來證明自己，應思聰開始情緒傾瀉從小累積的不公平、焦慮、憤怒、不解、痛苦
，“我不是拖油瓶，為什麼不要自己的孩子？”
宋喬平開始給應思聰他從小想要的肯定，
“你知道你真的是一個很重感情，很聽話的小孩。如果我是小欣，一定很開心，因為你到現在還想著她。
宋喬平
傾聽著思聰所有的訴說
，一步步引導著思聰
跟自己的幻覺和平相處
，從姐姐、現在的父母對他的愛，而自己願意擁抱他幫助他，來
迴應思聰曾經缺失並極度想要獲得的愛
。
終於，應思聰恢復了平靜。
“為什麼，為什麼是我？”
“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
聰在社工、家人的幫助下，
學會了跟自己的幻覺和平相處
，而臉上終於露出笑容和希望，在繪畫上展示著自己超高的天賦。
“不要放棄，希望就在雲的背後，加油。”
受害人家屬、加害者家屬在王赦和社工的幫助下，參與了互助會，接受心理輔導，加害者家屬在受害者家屬面前永遠地懺悔都永遠無法彌補中間的傷痛，加害者家人也許也沒法從罪過中解脫。但
從心理治療的角度，雙方受害人能坐在一起來討論傷害事件本身，就已經起到治療的效果。
什麼是“惡人”什麼是“好人”？《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沒有給出明確的解讀。每個讀者心中都有把尺子來衡量，而如果
“惡”的對立面是“愛”
，小編想，我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像劇中故事一樣，
“會改變，並且一定會改善。
”
例如，Ycy也許不會被揭開農村家庭背景的傷疤，不會黑紅參半從出道持續受到網路“攻擊”；某港星出軌事件中，某媒體就不會因為收視率而在當事人父母傷口再度撒鹽；而家人之間也許更多變成互相“治療”的角色……
愛，是一種能力。愛人，包括愛自己、愛他人。
愛人的前提是“接納”，
王赦對罪犯是接納，所以能保持理智承受巨大的壓力去發掘事件背後的本質和應對機制。
宋喬平對案主（求助者）是接納，並作為
心理諮詢的角色，幫助案主接納自己，接納他人，習得愛的能力。
創作背景：基於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影評，著重渲染心理諮詢在痛苦癒合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來讓更多人理解心理諮詢的過程及作用，從而讓更多人願意信任並在有需要的時候及時選擇心理諮詢，心理諮詢並不“可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