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系列，我要寫三起刺殺，第一篇寫聖雄。
甘地可能是最後一位依照印度教信仰傳統“成神”的凡人。
不論歷史評述中有多少波濤洶湧，多少黑料閒話，“聖雄”的名號已經進入了印度教的萬神殿。
神話，始於肉身消亡，便來聊聊甘地之死。
（注：題圖是電影截圖，源自電影：
Nine Hours to Rama
， 1963）
1947年8月15日凌晨，印度宣佈自治，開國總理尼赫魯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們與命運有約”。
不過，印度國父甘地那天卻不在德里。事實上，他從八月初就離開了德里，先往西北方向去了克什米爾，隨後又趕到了東邊的加爾各答。次大陸要在8月迎來兩個新生國家，但空氣中卻充滿了緊張。甘地拜訪的第一站是克什米爾，印度與巴基斯坦漫長的國境線上，那是最大的一處懸而未決。甘地想在分治前夕拜訪，穩定各方情緒，避免兩個國家在分治之初就陷入戰事——顯然，甘地的願望在克什米爾落了空。當年10月，克什米爾戰爭爆發，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只有2個月大的國家用一場戰爭慶祝了各自的生日。這是後話了。
甘地懷揣著同樣的願望在獨立日前夕趕到了加爾各答。當時印度與東、西巴基斯坦之間的國境線周遭，已經亂成一團。其中最危險的兩座城市是西側的拉合爾與東側的加爾各答，這是最接近國境線的兩座大城市，分治之前穆斯林與印度教徒高度混居，在獨立前很長時間裡不斷髮生流血衝突。相較而言，拉合爾所在的旁遮普地區又比加爾各答所在的孟加拉地區要好一些：孟加拉印-穆衝突的種子從英國人1905年分立孟加拉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事實上，正好一年前，1946年的8月，穆斯林聯盟在加爾各答製造了震驚次大陸的種族衝突，超過4000民眾死亡，這起事件也進一步做實了印度-巴基斯坦的對立。
這張地圖與分治時的區劃有一些區別，只是讓大家感受一下拉合爾和加爾各答的位置
甘地到加爾各答之後一直像個倔強的老頭那樣，拒絕參加任何獨立日慶典，並且不斷地向人們宣揚隱忍。這還不是一個值得歡喜的日子，新生的國家有太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他要求所有的信徒禁食、冥想一天，以虔誠的生活態度去度過印度的誕生日。
甘地這種“神棍式”的舉動其實不是看上去的那麼蠢。他到加爾各答後迅速會見了當地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團體的領袖，這些沉浸在印-巴分治發酵而出的宗教、民族情緒中的年輕人都是定時炸彈。甘地希望獨立日的慶祝不要太過張揚、太過瘋癲，最好是大家安安靜靜地坐下來禁食冥想，試圖以充滿安詳的修行來避免可能出現的失控局面。
這場預警式的危機公關的高潮是甘地在獨立日前的兩天，把製造1946年衝突的主要領袖叫到了他的居所，向所有在場民眾公開道歉。誰也不知道聖雄究竟許諾了他什麼，但事實確認他的道歉極大地緩和了印度教與穆斯林間的緊張情緒。
獨立日那天三點，甘地帶領教徒們開始了晨祭。誦經，打坐，尋求內心的和平。平日熙熙攘攘的加爾各答在那個清晨有些安靜。所有警戒都已經拉起，新生的政府官員們如臨大敵地等著衝突的爆發，不知道第一聲叫罵會從哪個街區傳出。
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就是甘地的加爾各答奇蹟。
祥和之下其實暗潮洶湧。事實上，加爾各答的和平狀態也不過維持了半個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們在九月初又舉著大砍刀互相追殺，最後甘地以死相逼才勸下了狂熱的年輕人們——這或許是甘地最後的魔力，他用絕食至死的威脅逼怕了英國人，也用同樣的方式
暫時
放下了屠夫們手中的刀。
德里城卻沒有奇蹟。
尼赫魯的內閣成員在國家誕生的第一天就開始無窮無盡的維穩。印度歷史上，每次王朝更迭，德里城一定會血流成河，這次也不例外。
所以，在穩定了加爾各答局面後，甘地馬不停蹄的趕回了德里。他只能寄希望於民眾或者信徒們對他的愛與信仰能夠戰勝仇恨。必須要說明的是，甘地不是一個神棍，一天到晚神神叨叨而無所作為，他早年在南非以及後來與英國人抗爭的經歷充分證明，甘地是一位極其天才的政治家。只不過，他動員群眾的能力與宗教關係緊密。
他遊走於德里各個宗教、政治團體，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他曾經拜訪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這個國民志願服務團自從成立其就是高舉著印度教宗教主義的社團，後來槍殺甘地的高德賽（Godse）是服務團的成員，當今印度總理莫迪先生自小加入服務團，後來也是因為表現出色一路得到提攜。莫迪的印度人民黨（BJP）在很大程度上受控於服務團。
不誇張的說，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各類分支機構，是當今印度教勢力的領頭羊。
志願服務團是最早提出要以印度教建國的組織，他們的領袖高瓦克（M。 S。 Golwalkar）堅持印度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在他們的眼中印巴分立的意義就是按照宗教勢力的割據。他們心中的完美的時代應該是史詩中的羅摩之治，以正法、種姓來治國。
RSS 組織架構圖
他們是獨立印度世俗主義的頭號敵人——另外一號敵人則是巴基斯坦。
克什米爾戰爭引起的印巴戰爭隨時可能擴大為更大的災難，以伊斯蘭教建國的巴基斯坦可不是吃素的，他們驅趕、屠殺境內的印度教徒，進一步將宗教衝突擴大化。距離旁遮普邊境近在咫尺的德里看到了邊境線上的慘烈，印度教徒們的殺心更重了。
回到德里時，甘地留給自己的選擇是要麼成功停下屠戮，要麼去死。這是甘地人生中的第13次絕食，他用前12次教導印度人非暴力、公民不合作，卻用最後一次證明了之前的徒勞。
歷史的敘述中，甘地當時的確是被逼到了絕路，所有人都把他視作最後的籌碼，希望這個78歲的老頭能夠為他們的利益集團站臺：
國大黨，這個甘地一手壯大的組織在建國的思路上早已經背棄了甘地“小國寡民”、“田園牧歌”式的設想，在獨立後的四個多月裡，未能將這個逐漸陷入深淵的國家拉回正軌。1948年初，南印度爆出了國大黨的腐敗醜聞，剛剛掌權的民主鬥士們迫不及待地開始享用革命的果實。
巴基斯坦那邊，由於印巴戰爭的爆發，英國人留下的一筆分家費被印度政府無限期扣押——五億盧比按照當時的匯率，對於潦倒之中的巴基斯坦可以算是鉅額資金了。巴基斯坦透過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間人找到甘地，指望他能從中斡旋，緩解國大黨的敵對情緒，將這筆資金解凍，也儘早瞭解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的爭端。
1948年的新年在森森的恐怖中到來，甘地的四下奔走並沒有帶來他想象的德里奇蹟。無計可施的甘地宣佈，他從1月13日開始絕食，絕食到死。
真相是，這場絕食就是甘地自我獻祭的第一步。
甘地宣佈絕食後提出了三個要求：
第一，他希望印度的人民，能夠停止互相殘殺，更確切一些，他要求印度教徒們不要迫害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在英國人面前共同守護的那個“印度”，不僅僅屬於印度教，也屬於印度的穆斯林、錫克人、耆那教等所有人。
第二，他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停止內部對印度教徒以及錫克人的驅逐和迫害，不管是旁遮普還是孟加拉，如果巴基斯坦人想要平息印度的敵視，他們得學會尊重。
第三，他要求印度政府——時任內閣成員多數都是他親手栽培的門徒，放下芥蒂，將英國人留給巴基斯坦的資金儘早歸還，首先退步以促成和平。
甘地可能是瘋了。從他絕食起，就不斷有激憤的印度人在德里遊行，他們聚在甘地住所外，咆哮著：
血債血償！讓甘地去死！
絕食到第六天，甘地可能真的快不行了。穆斯林領袖們和印度教團體達成了表象上的和解，事實上，印度的穆斯林們比誰都清楚，如果甘地死了，甚至最可怕的事情是，如果甘地死於穆斯林的不合作，他們只會下到地獄的更深層。所以，最後是德里的穆斯林領袖將象徵著停火和妥協的檸檬水和食物送到了甘地的床邊。在總理尼赫魯與巴基斯坦駐印度大使共同出席，代表兩國政府表達了對甘地訴求的允諾。
尼赫魯與真納的合影
幻想之中的“德里奇蹟”卻沒有隨著甘地看似的勝利到來。僅僅就在他結束絕食的兩天之後，他在進行一週以來的首次公眾演講時，遭遇了襲擊。圍觀人群中一顆手雷炸了，不過騷亂並未傷及甘地。
警方在第二天就鎖定了嫌疑人，來自普納的狂熱印度教右翼分子高德賽。是的，就是這位十天之後槍殺甘地的人。後來高德賽被捕後，他承認這次爆炸案是他策劃，而且原本的計劃是利用第一顆手雷製造混亂，再用第二顆手雷送甘地歸西，但他的同謀卻在最後時刻放棄了計劃。
根據後來高德賽的審訊記錄，他的殺心早就起了。因為甘地一直宣揚的世俗主義國家是對他幻想中的印度教王國的玷汙，而甘地費心盡力保護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行為簡直就是對他們這些赤城印度教徒的侮辱。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甘地以死相逼讓印度政府給巴基斯坦付錢，對正處於戰爭敵對狀態的兩國而言，這種行為無異於資助對方屠殺印度人。在高德賽眼裡，甘地背叛了他心中的印度教。
多補充一句，嚴格說來，國民志願服務團與高德賽撇清了關係，他由於行為過激早就被開除了，看上去，這事兒與志願團一點關係都沒有。嗯，沒有。
針對此事，印度官方的調查一直持續到1969年，為什麼已經探明的刺殺行動卻沒有及時採取措施，甚至讓高德賽輕而易舉地得到了第二次下手的機會？沒有答案。陰謀論倒是有不少，有人說是印方高層的某些人想讓甘地去死，有意無意降級了安保措施；有人說是甘地自己的意思，他以保護追隨者為由降低了警戒，實際上是在求死。當然，還有最明顯的事實，印度的安全部門甚至整個官僚體系，愚蠢無能。畢竟半個世紀後，他們竟然能讓國家總理在任上被刺殺，準確的說，是兩位國家總理被刺殺。
高德賽
不過陰謀論的觀點確有源頭，甘地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預見了自己的死。爆炸案發生後，他的反應有些漠然，甚至在公開的演講和私下與晚輩的溝通裡說過：
如果有人對我開槍，我會笑著面對那顆子彈，口中稱頌羅摩之名。這樣的遭遇或許是我的幸運，從此，我便可以算作“聖雄”了。
甘地的死，是他給自己封神。
這麼說可能有些不禮貌，但我覺得甘地是有私心的，他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死才是最體面的，即使他未完成自己的目標；甘地的確做了最大的努力，他沒有退卻，給予了自己最大的傷害；甘地在最後那段時間的表現讓人覺得他不屬於那個世界，不屬於政治，所以離開對他，對印度或許都是好的。
1948年1月30日，一個普普通通的下午。甘地照例向聚集的群眾發表演講，分享他的信仰與對國家的希冀。他聊到了泰米爾地區的災荒，回憶起三十年前，他在南非帶領南非印度人開墾荒地，自給自足的故事。在他的腦子裡，以村莊治理為核心的國家才是印度的未來。透過一個個自治自足的村莊，與民休息，農業立國是他認為時下印度發展的方向。他還批評了尼赫魯們，這些稱他為“老爺子”（Babuji）的後生根本不聽他的話，工業化、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超出了印度的承受力。
死前的最後幾十分鐘，他和帕特爾（V。 Patel）聊了一會，這位新內閣中的靈魂人物與尼赫魯鬧了好些不快。甘地為國大黨做的最後一份貢獻是他安撫了不安的重臣，他倆對話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歷史知道，甘地死後帕特爾先生為穩固新國家的統一做出了卓絕貢獻。
照例，甘地每天五點要帶領信徒們做一場晚禱，但是那天與帕特爾聊得久了點，五點十分甘地才在後輩的攙扶下向花園踱步而去，他要去參加每日黃昏的禱告會。
5點17分，甘地走到了禱告臺前，四周聚集了許多信徒，各式各樣的人，不僅有印度教徒，還有前來圍觀的各類路人，甘地的遲到讓現場有些混亂。高德賽邁步向前，走到了近身，合十行禮，掏槍，開火。三顆子彈射進胸膛，甘地終於實現了他的預言。
啊，羅摩。
हे राम । हे राम ।।
這是甘地一生的句號，聖雄的封神。
次日，甘地在耶穆納邊火化，那是印度有歷史以來，最宏大的一場葬禮。
甘地的死是一場自我獻祭，歷史證明，他突如其來卻預料之中的遇刺，奇蹟般地穩定了印度的局勢。如果說，世俗主義的種子曾經在印度的土壤上生根，那便是在甘地離世後的兩年。印度人的恐懼與悲慟，滋養了印度的建國根基。
故事說完了。
“甘地”這個詞被神化，又不斷地被汙名化，歷史的公道世人自有評價。
但是誰也不能否認，聖雄教導的博愛、憐憫和勇氣，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應當稱頌的偉大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