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倉促之中修成的《宋史》一直是各方校勘者工作的焦點之一。本文是一則《宋史·文天祥傳》的正誤，也是對元初文天祥被羈押期間與南宋降臣關係史實的簡單考辯。
《文天祥傳》是《宋史》中錯漏較多的一篇人物傳記。例如，元朝史官們首先搞錯了文天祥的籍貫，誤以其為江西吉水人，而傳主籍貫實為廬陵。又說“天樣性豪華， 平生自奉甚厚， 聲伎滿前”，然自其它資料中卻斷然看不出文天祥有熱愛聲色犬馬奢侈生活的一面。傳主經歷的五牧之戰、祈請使之行、五坡嶺之敗等事件， 《本傳》的敘述也均有不確之處；與傳主有關諸多人物的姓名，被誤記者更不在少數。
疏荒至此的《宋史·文天祥傳》，自然引發了後人的各種自發勘校。例如明人胡廣以：“《宋史· 文天祥傳》簡略失實，蓋後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捂。”便重新蒐集材料，結合《文山集》，元人劉嶽申撰《文天祥傳》等資料重寫了一篇《文丞相傳》，修正了《宋史》中錯誤的傳主籍貫，誤記誤王積翁為王績翁等問題。近現代的歷史學者，對《宋史·文天祥傳》的錯漏也多有訂正，他們的工作，為一般讀者瞭解歷史的本來面貌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國畫《文天祥與正氣歌》
但遺憾的是，元代史官們在 《宋史·文天祥傳》 中搞出的最大“人名烏龍”，卻從未得到過勘正。這一錯誤，甚至嚴重影響了另一由宋入元歷史人物留夢炎的歷史評價。
對文天祥生平有所瞭解的讀者大概已經猜到，作者想說的是“留夢炎以讒言害死文天祥”的那件事。《宋史·文天祥傳》如是記載：天祥在獄中表示死也不會做元朝的官，但可以回故鄉當道士，建言獻策什麼的。想救文丞相的南宋舊臣們正欲如是上奏時，留夢炎跳出來喊不行，理由是假如文天祥歸家後再度扯起反元大旗，我們這些放他回去的人就不好交代了：
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
“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
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 （ 《宋史·卷四一八·列傳第一七七》 ）
讀罷此段，凡良知尚存之士，無不咬牙切齒，幾欲生啖其肉。留夢炎是身受宋恩的狀元，一個大國之宰輔，危亡之際百般推脫，不思救國圖存之策，拱手而降樂為二臣賊子。文天祥散盡家財輾轉抗元，力戰不支才被擒，面對百般勸降又寧死不侍新朝，不食周粟，可謂“士甘焚死不公侯”是也。其所欲者，不過出家為道，以遺民之身為亡宋守節耳。
在這天下之人皆不忍心視文丞相死時，前宋的留狀元，卻親自堵死忠良最後的活路，何其卑劣！
留夢炎的京劇形象（丑角）
不得不承認《宋史》所講的這個故事，飽滿生動，充滿跌宕與衝突，成功激發了讀者的正義感…… 唯一不足的是：
它出現在正史中，但它幾乎不是真的。
首先，文天祥主動提出欲“黃冠歸故鄉”這個版本，不見於《宋史》以外任何資料的記載。至於縱文丞相為道士這一主意的提出者，目前面世資料中有兩個說法：其一是文天祥的同學與戰友鄧光薦（ 鄧剡） 曾作《文丞相傳》於文天祥就義後不久，認為“黃冠歸故鄉”是元朝官僚中的南宋人謝昌元、王積翁 等十人想出救文天祥性命的辦法，並未獲得其同意。其二是鄭思肖《心史》，言元世祖忽必烈與文天祥見面時面諭之：“可以為僧人可以為道士”。無疑，後者的可信度遠不及前者。但有不少學者透過對天祥羈押期間詩文所反映其心理狀態變化的研究，認為文天祥並非始終堅持一意求死，也未必不可能提出“黃冠歸故鄉”的想法。故這一問題只能暫時擱置。 《宋史》編修對事件順序的處理似乎也有問題， 鄧光薦記請 “黃冠歸故鄉”發生在忽必烈欲任用文天祥為宰相之前，而非之後。
這則故事的另一致命硬傷便是：那位令人恨不得食肉寢皮，說出“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 之言的降官，並非留夢炎......
透過文字比對，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宋史·文天祥傳》中這一部分的史源，就是元初鄧光薦的 《文丞相傳》 ，其原文如下：
是時南人士於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
青陽夢炎
等十人，
謀合奏，請以公為黃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
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略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積翁等，以書喻上意。公復書：“數年於茲，一死自分，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 （鄧光薦 《文丞相傳》，據《文天祥全集·卷十七·紀年錄》輯出）
在元朝為官的南人“青陽夢炎”，是誰呢？
很明顯，“青陽夢炎”先生，大概是被《宋史》的編修一拍額頭，不假思索地腦補成“青陽留夢炎”的簡寫了，這也是《宋史》編修（摘抄）氛圍倉促，毫無校對空間的一個縮影。但留夢炎字漢輔，號中齋，浙江衢州人，與“青陽”沒有絲毫關係。這裡的青陽，是五代至宋元四川地區一個特色複姓，今日似乎已簡化不存。
青陽夢炎，成都人，在南宋因得罪賈似道而辭官，降元后做到禮部尚書， 《元史》無傳，所幸夢炎僑寓之處鎮江的地方誌中，儲存了記載他生平與子嗣的小傳：
青陽夢炎，字梓卿，蜀成都人，居京口。家世治《春秋》，宋末選補太學生，登進士第，授官。時李亶以淮北地歸宋，封齊郡王。夢炎以才選，奉使將命至，則亶兵已敗。冒鋒鏑，致使命面還。累遷淮東湖北提刑，知澧州、峽州、常德府，權荊湖制置司事。
鹹淳中，忤時相意，去官不復仕
。其守常德時，出財於家，使貧民以物來質，而不取其息。在澧州，悉家財買田二十頃，歲收所入半價賑糶，以惠下貧，名曰“義濟莊”。歲凶則不取其直，仍以所積之資施予之，其田至今猶存。
歸附初，世祖皇帝聞其名，召至都，賜第以居。晨夕獻替，深簡聖眷。歷官至吏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官。
奎，夢炎長子，始仕奉訓大夫，常州路總管府治中。累遷至朝列大夫，同知臨江路總管府事，卒。璧，奎弟，以父蔭授承事郎揚州路通州判官，卒於官。弟翼，字君輔，文行俱粹，隱不仕。 （《至順鎮江志·卷十九·人材》）
不僅青陽夢炎， 同為元初的重要政治人物 ，因同名替他背了數百年黑鍋的留夢炎，在明初倉促修成的《元史》中，也沒得到一篇應有的本傳。《元史》的劣質與荒蕪，導致“青陽夢炎”本人無人知曉，或許才應為這處人名烏龍數百年間無人校勘而負責。
其中，可惜如重修《文丞相傳》的明人胡廣，在照抄 《文山先生全集·紀年錄》 中引鄧光薦《文丞相傳》這一部分文字的前提下，竟然用《宋史》“留夢炎”之誤，反替原始資料中的“青陽夢炎”，實在令後人嘆息：
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以公為黃冠師，冀得自便。
留夢炎
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
可見，涉獵頗廣的胡廣，的確不知史上存在青陽某其人也……
元代文天祥羈押地舊址，位於北京東城區府學衚衕63號，明代開闢為祭奠文天祥的祠堂。
被元朝史官發明的元朝歷史“留夢炎害死文天祥”之產生，很難說，沒有一些當事史官主觀情感因素。說白了，也許大家巴不得害死文天祥的是留夢炎吧。
從元初社會開始，比起至少為南宋的存續而浴血奮戰過的呂文煥，劉整等人。面對危亡局面態度畏縮的留夢炎，遭受的白眼就尤其之多。而且同時受到元朝方面人員的鄙視以及故宋遺民的怨恨。可謂一代小人的“標準形象”。
甚至留夢炎在北朝侍奉的新主人忽必烈，看留某的眼神也意味深長。趙孟頫近侍大內時，世祖曾饒有趣味地問他，留夢炎與身受重用的另一南人大員葉李孰優孰劣。 孟頫以為，留夢炎的能力和學問均在葉李之上：
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
公對曰：“夢炎嚮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天朝，夢炎為人性重厚，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
世祖對趙孟頫的看法，頗不以為意，指出南宋時留夢炎身居高位，在賈似道專權國家危亡時毫無作為，其責任感遠不如“布衣上書請斬似道”的葉李；並表示，孟頫因留夢炎是父親的舊友而不直言其非，可以理解。批判一番後，世祖大概仍不過癮，又特意命孟頫當場作詩一首，以
“譏刺夢炎”：
上曰：
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
夢炎在宋，狀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援誤國，週上不道。蘿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己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
卿以夢炎父軌友，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為朕賦詩以譏刺夢炎
。“
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 （ 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松雪齋文集》附錄 ）
世祖對於留夢炎的態度是很明確的：留某縱然有些許業務能力，無疑只是帶有汙點的能臣，終究還是個可恥的人物，這應該就是北方人士對其的主流評價。而且，皇帝當著眾人絲毫未給這位當朝的尚書任何面子，不知“皇帝命趙孟頫作詩譏刺留尚書”的故事，透過怯薛們的傳笑遛入留某人的耳朵時，這位南朝狀元心中，會作何感想。
不過當然，到底還是元末史官的望文生義，讓留夢炎的歷史評價徹底墮入了萬丈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