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典籍藏書
一、填空
1．中國古代典籍的構成主要有簡冊、帛書、紙寫本和刻印本，甚至還包括石刻書籍。簡冊也稱簡策，可說是中國最早的書籍。它是用毛筆蘸墨把文字寫在竹片或木片上，然後再一片片連線起來，成為一部書。每根竹片叫“簡”，我們習慣上稱為“竹簡”。連線起來的竹片，就稱為簡冊。連線竹片的材料，主要是麻繩和牛皮繩。用牛皮繩連線的就叫“韋編”，所以成語有“韋編三絕”。這種簡冊大約在商周時代已經出現。
2．古文經指漢武帝時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的一批儒家經典著作。汲冢古書指晉武帝時在今河南省衛輝市魏襄王墓中發現的數十車竹簡，其中有今天所見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等。這兩次發現都是戰國簡冊。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西漢竹簡，其中有《尉繚子》、《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重要兵書。1996年在湖南省長沙市走馬樓發現了三國孫吳竹木紀年簡牘數萬片，對研究三國時期吳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是我國近幾十年來在古典文書方面數量最多、最重要的考古發現。
3．1973年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中不但出土了一批帛書，如《老子》、《易經》、《戰國策》等，而且還有繪在帛上的三幅駐軍分佈圖，這是迄今為止所見到的最早的地圖實物。
4．我國的紙寫本書籍在東漢時已經出現了，但簡冊和帛書同時存在，而且還是主要的書籍形式。到了三國時代，隨著造紙術的改進和紙張的大量出現，紙寫本才取代簡冊和帛書，成為書籍的主要形式。
5．我國現存最早的紙寫本書籍是晉人寫的《三國志》殘卷。
6．20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唐鹹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和195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唐代《陀羅尼經咒》是目前我們所知較早的印本書籍。
7．中國古籍的最大特點就是包羅豐富和經典第一。前者是面，後者是點。前者是指包括了天文、地理、歷史、哲學、文學、藝術、宗教、軍事、經濟、農學、醫學、烹調及歷代典章制度等，涉及人類文化的各個方面，表明了中國人在各個領域的探索和貢獻。後者是指儒家著作在所有典籍中的崇高地位，同時也指儒家著作及研究和解釋性的著作數量很多。延續至今的古籍分類法依然是經、史、子、集四部。歷代對經書的研究，產生了中國文化特有的經學。因此，經學為尊，眾學為從；經學為綱，眾學為目，構成了中國近兩千年的藏書特色和治學原則。
8．“十三經”之名是在明代時出現的，指《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詩經》、《尚書》、《周易》、《論語》、《爾雅》、《孝經》、《孟子》。《孟子》是宋代時被列為經書的。
9．漢代以《周易》、《詩經》、《尚書》、《儀禮》、《春秋》為五經，刻石立於太學，以昭示在校學習的學生，由此開創了我國石刻經書的傳統。
10．國內儲存最早的石經是唐時刻的開成石經。乾隆石經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刻經書，由蔣蘅所書。
11．從運用的體裁來看，史書可分為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三大類。從其記述的內容看，又可分為正史、實錄、制度史、雜史和傳記等類。
12．編年體史書以《春秋》（魯國史）為起始，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代表，是按歷史編年分述歷史事件，並雜以評論，藉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有關《春秋》的註釋和闡述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種。《春秋》一書記載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魯隱公）下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合計242年的魯國曆史。《資治通鑑》記述了從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一直到公元959年（宋朝建立），共計1362年。體例為編年體的史書還有宋代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清代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明末清初的談遷所寫的明代編年史《國榷》、清代陳鶴的《明紀》、清代夏燮的《明通鑑》等。
13．司馬遷的《史記》是紀傳體史書的開端，此後歷代相沿，成為我國記載正史的主要體裁。紀傳體以人為綱，穿插史實，並用專章記載典章制度。《史記》首創“本紀”（記述帝王事蹟）、“年表”（按年月簡列歷史大事和人物）、“世家”（記述諸侯、聖哲名人事蹟）、“書”（記述典章制度，《漢書》以後改稱“志”）、“列傳”（記述其他歷史人物）。全書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14．“二十四史”：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漢書》，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晉代陳壽的《三國志》，唐代房玄齡等人的《晉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南朝蕭子顯的《南齊書》，唐代姚思廉的《梁書》、《陳書》，北朝魏收的《魏書》，唐代李百藥的《北齊書》，唐代令狐德棻的《周書》，唐代李延壽的《南史》、《北史》，唐代魏徵的《隋書》，五代劉[日句]等人的《舊唐書》，宋代歐陽修等人的《新唐書》，宋代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歐陽修等人的《新五代史》，元代脫脫等人的《宋史》、《遼史》、《金史》，明代宋濂等人的《元史》，清代張廷玉等人的《明史》。“二十四史”加上1920年成書的《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
15．紀事本末體指以歷史事件為綱，按類組織史料，每一類記述一個大的歷史事件，可以單獨成篇。這種寫法，可以克服編年體“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和紀傳體“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的缺點。紀事本末體的創始者是南宋史學家袁樞，他以事為綱，分立許多題目，把《資治通鑑》改編為239個專題的《通鑑紀事本末》，因而創立了一種新的史書編寫體例。此後，便陸續出現了明代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以及其他學者的《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清史紀事本末》。
16．其他的史書還有實錄和制度史。實錄由漢代起居注和日錄發展而來。我國最早的實錄是南北朝時出現的兩本《梁皇帝實錄》，分別記錄梁武帝和梁元帝的言行。制度史一類的史書的首創者是唐代史學家杜佑，著有《通典》。記錄典章制度的史書還有一類叫會要，只記述一朝一代的典章，此類史書的編撰始於唐代，由唐德宗時的蘇冕首作《會要》。
17．“三通”：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鄭樵的《通志》、南宋末年元代初年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18．“九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
19．雜史一類的書有：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唐代吳兢的《貞觀政要》。傳記一類的史書有漢代劉向的《列女傳》，記述古代婦女的貞烈事蹟，開中國為婦女立傳的先河；還有南朝慧皎的《高僧傳》，記述梁代以前佛教大師們的事蹟，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其後便有《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等；清代阮元的《疇人傳》，是我國古代科學家的唯一傳記彙編。
20．類書是輯錄各個門類或某一門類的資料，經過編排供人查閱的工具書。它最早出現於魏文帝曹丕時期，那時的幾個大臣把“五經”等書分類編排，供皇帝閱覽，故名《皇覽》，現只存輯本。現存最早的類書是隋代末年虞世南所編的《北堂書鈔》。唐代初年，歐陽詢主編的《藝文類聚》是唐代的第一部類書。唐代的另一部類書是《初學記》，是唐玄宗命徐堅等人編輯後專供皇子們初學作文時用的，分23部，“其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宋代著名的兩大類書是《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前者是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編撰的，初名《太平總類》，後因宋太宗每天閱覽三卷，一年閱完，故改名《太平御覽》，成語開卷有益即出於此；後者是宋真宗命王欽若、楊億等人編撰的，是一部史料性的大類書，彙輯了從上古至五代的歷代君臣事蹟，概括了宋代以前的十七史，目的是以古鑑今。兩部書都分10000卷。明代規模最大的類書就是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明成祖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等人主持編撰，全書共22937卷，前後用了五年時間，比英、法兩國的大百科全書要早三百年，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輝煌的地位，可惜今天已無法看到它的全貌了。清代的大類書叫《古今圖書整合》，成於康熙、雍正年間，初由陳夢雷主持編撰，雍正時改為蔣廷錫，是現存規模最浩大、體例最完善、用途最廣泛的一部類書。
21．辭書有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爾雅》、宋代陳彭年、邱雍等編撰的《廣韻》、宋代丁度等人編撰的《集韻》、康熙時張玉書等人編撰的《康熙字典》、康熙命張玉書等人編撰的《佩文韻府》等。
22．我國最早的字典是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全書收9353個字，體例是先列篆文，然後解釋意義，最後按“六書”的方法來分析字形的結構，從而創立了中國的“文字學”。
23．我國最早的訓詁學專著是《爾雅》，也是後世字典的雛形，現存《爾雅》共19篇，前3篇解釋一般詞語，後16篇分類解釋詞語，對各種名物加以解說。所謂訓，是以比較通俗的話來解釋詞義；詁，則是以今天的話來解釋古語或以通行的話來解釋文言。“訓詁”就是解釋詞義和字義的意思。
24．《廣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韻書，宋代陳彭年、邱雍等編撰，全書收入26194個字，按韻編排，因此凡同音字都便在一起，可以看作是按韻編排的詞典。後來，宋代的丁度等人以《廣韻》為基礎，增補成《集韻》，收入五萬多字。
25．清代的《佩文韻府》是查閱詩文典故的一部辭書，康熙皇帝命張玉書等人編成，收入單字12057個，引錄詩文典故達55萬條，按韻編排，體例是先列單字，接著釋義，然後按字數多少列出韻藻，韻藻下盡列古書用例。《康熙字典》是當時世界上收字最多的字典，其體例是先注音，後釋義。
26．方誌除了以“志”為名外，也有以“圖經”或“考”為名的。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誌是東晉時常琚著的《華陽國志》。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規模巨大的全國一統志是元代的《大元一統志》。方誌體例是在宋代定型的。
27．方誌學可分為歷史派和地理派兩類。歷史派以章學誠為代表，地理派以戴震、洪亮吉為代表。寧波天一閣以收藏明代地方誌為特色。
28．我國曆史上最早設立的專職國家圖書館館長是漢桓帝時設立的秘書監一職，專管收藏藝文圖書。
29．我國著名的藏書樓有：明代範欽建的天一閣、明末清初毛晉的汲古閣、錢謙益的絳雲樓、清代楊以增的海源閣、清末陸心源的[百百]宋樓、清代瞿鏞的鐵琴銅劍樓。
30．清代藏書家有“南瞿北楊”之說，即瞿鏞，有鐵琴銅劍樓；楊以增，有海源閣。
31．清代仿天一閣的建築設計，建有“內廷四閣”和“宮外三閣”。“內廷四閣”又稱“北四閣”，指承德文津閣、北京紫禁城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瀋陽文溯閣；“宮外三閣”又稱“南三閣”，指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揚州文匯閣和鎮江文宗閣在咸豐年間毀於戰火，圓明園文源閣被英法聯軍焚燬，所以現在尚存四閣。
32．關於善本的鑑定，清代張之洞提出“善本三義”，即足本、精本、舊本；今天我們對善本的含義定為“三性”，即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
33．我國最早的目錄學專著是西漢時劉向所著《別錄》。之後，劉向的兒子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寫成《七略》，按性質把書的內容分成七類，即輯略（實為總目）、六藝略（是詩書禮樂易春秋）、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醫、卜等），習慣上稱為“七分法”，是我國最早的圖書分類法。
34．繼劉歆《七略》的七分法之後，到晉代產生了四分法。晉代的荀[上曰下助]在其所著的《中經新簿》中把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記六藝，乙部記諸子、兵書、術數，丙部記史記、舊事，丁部記詩賦。後來，東晉的李充在整理皇家秘閣藏書時，把乙、丙兩部的內容加以互換，變為甲部經書，乙部史書，丙部諸子，丁部詩賦，這就給後世長期沿用的“經史子集”四分法打下了基礎。
35．“經、史、子、集”四分法始於隋朝。
36．關於《四庫全書》，有紀昀執筆寫成的《四庫全書總目》200卷，也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每部書的內容、得失優劣、流傳情況及作者事蹟，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評介和考證，因此學術價值很高，一直受到後世學者們的推崇。後來近人胡玉縉所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餘嘉錫著有《四庫提要辯正》，對《總目》的錯誤失當之處提出了精闢的見解。
37．我國的典籍目錄大致說來有史志目錄、官修目錄和私家目錄三大類。史志目錄是指史書所記載的圖書目錄，其首創者是漢代史學家班固，他在《漢書》中闢《藝文志》一篇，著錄了當時流傳的文獻資料，此法為後來的史書所仿效，但有的叫《藝文志》，有的叫《經籍志》，其內容都記錄書目，敘述學術源流。在通行的二十五史中，只有《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有史志目錄。官修目錄始於劉向父子，它是由政府主持對國家圖書整理後編寫的目錄，歷代官修目錄有宋代的《崇文總目》、明代的《文淵閣書目》和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等。私家目錄是由藏書家編纂的目錄，它是隨著私藏的發展而產生的，已知最早出現在宋代，這類書目，內容廣泛，體例不一，現存以明清兩代編纂的最多。
二、名詞解釋
1．三墳五典：據說是上古時代的書籍。漢代學者孔安國在《尚書序》中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帝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唐代學者孔穎達進一步解釋說，“三墳”指的是三皇的事，其道理是至高至大的，“墳”就是“大”的意思；“五典”講的是五帝的事，其道理是百代常用的，“典”就是“常”的意思。可是，孔穎達也同時指出一個事實，東漢時的經學大師鄭玄已經懷疑三墳五典的真實性。最早記錄古書目錄的《漢書》和《後漢書》都沒有提到這些書，此後人們也沒有見過這些書。因此，所謂“三墳五典”實際是子虛烏有，它極有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為了附會三皇五帝的事蹟而捏造出來的古書名。但“墳典”一詞卻成為中國古籍的代稱。
2．八索九丘：也是傳說中的古書。據孔穎達解釋，記載八卦的書叫“八索”，“索”是“探索”的意思；記載九州地理的書叫“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九州風氣所聚，所以叫“九丘”。但詳細情況如何，沒有人能說的清，因為從沒有人見過。
3．四書五經：所謂“五經”，始於漢代。漢武帝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教授弟子，開始有五經的說法。漢代的五經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後來用《禮記》代替《儀禮》，把《左傳》併入《春秋》，仍為五經。“四書”的說法比較晚。南宋時朱熹自注《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大學》、《中庸》兩篇，分章斷句，同時加以註釋，再加上《孟子》，合稱《四書章句集註》，作為初習儒學的入門讀物，這才開始有“四書”之稱。正是從此以後，歷代的讀書與科舉，都以四書為本，以朱熹的註釋為準。四書五經合在一起，成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4．熹平石經：又稱“一體石經”。指東漢熹平四年，由蔡邕等人用隸書寫《尚書》、《魯詩》、《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刻成46塊石碑，立於洛陽南郊（今屬河南省偃師市）的太學前。
5．正始石經：又稱“三體石經”。指三國魏正始二年所刻的《尚書》、《春秋》、《左傳》等約二十七塊石碑，立於洛陽南郊太學前，因經文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型寫成。
6．開成石經：指唐大和七年至開成二年所刻的“三禮”（《禮記》、《周禮》、《儀禮》）、“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再加上《詩經》、《尚書》、《周易》，合稱為“九經”，後來又加上《孝經》、《論語》、《爾雅》，合為“十二經”，立於國子監太學，是國內儲存最早的石經，現仍存於西安碑林。
7．廣政石經：指五代時的後蜀孟昶曾命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詩經》、《尚書》、《儀禮》、《禮記》、《周禮》、《左傳》等十種經書，因刻於廣政元年，故稱“廣政石經”。
8．嘉祐石經：指北宋嘉祐年間，宋仁宗又命刻《周易》、《詩經》、《尚書》、《周禮》、《禮記》、《左傳》、《孝經》、《論語》、《孟子》等九種，稱為“嘉祐石經”。
9．乾隆石經：清代乾隆年間，江蘇文人蔣蘅在西安看到“開成石經”眾手雜書，字型混亂，大不滿意，便發誓以一體自書十三經，歷時十二年方才完成，後獻給朝廷，以三年時間刻成，共計六十三萬餘字，刻石190塊，名曰“乾隆石經”，現仍完好保存於北京孔廟和國子監的夾道之中，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刻經書。
10《通志》：南宋史學家鄭樵所著，是仿《史記》體例所作，共200卷，從三皇五帝一直寫到隋，有的篇章還寫到唐，全書共五百多萬字，分為“帝王紀”、“后妃傳”、“年譜”、“略”、“宗室傳”、“列傳”等部分，其中“略”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嚴格變化，是全書的精華所在，包括氏族、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金石、昆蟲草木等二十個內容，對研究中國文化極有參考價值。它雖然跟《史記》一樣屬於通史，但又突出了典章制度的演變，為修史創立了一種新的思路。到清代乾隆年間敕撰的《續通志》，時間與《通志》銜接，分類與《通志》相同，一直寫到元明兩朝的歷史，但寫作班子又變成由皇帝任命的人員。
11實錄：是忠實記錄帝王言行的史書，故稱“實錄”。它由漢代的“起居注”和“日錄”發展而來，如漢武帝時就有“禁中起居注”。我國最早的實錄是南北朝時出現的兩本《梁皇帝實錄》，分別記錄梁武帝和梁元帝的言行，今已亡佚。現存的起居注和實錄有：唐代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韓愈撰寫的《順宗實錄》、宋代《太宗實錄》的一小部分、完整的《明實錄》和《清實錄》。
12《通典》：唐代史學家杜佑所著，是一本制度史方面的史書。其時間上至遠古，下至唐肅宗、代宗之際，把歷史典章制度分為“食貨”（記述土地財政制度）、“選舉”（敘述科舉選士、官吏考核制度）、“職官”（敘述官制）、“禮”（敘述禮儀制度）、“樂”（敘述樂制）、“兵刑”（敘述軍事和刑法制度）、“州郡”（敘述地理沿革）、“邊防”（敘述境外邦國）等八典，全書以事類為中心，按朝代先後編次，不但彙集了各代典章制度的詳細材料，而且引錄了很多前人的評論，也寫入了作者本人的看法。因此後人評論此書，說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
13《文獻通考》：南宋末年元代初年，江西人馬端臨在《通典》的基礎上加以增補，並廣泛蒐集唐天寶末年到南宋嘉定末年的材料，寫成《文獻通考》348卷，全書分為二十四考，內容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每一考都按時代排比，前有小序，說明考訂的新意；後附按語，闡發自己的見解，給後來的研究者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14會要：記述典章制度的史書中的一類，只記述一朝一代的典章，具有斷代史的性質。此類史書的編撰始於唐代，由唐德宗時的蘇冕首作《會要》，記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代史實，後又有楊紹復等人作《續會要》，記德宗以後史實。北宋初年，王溥在二書基礎上增補唐末史實，成《新編唐會要》，即現存《唐會要》，共100卷，分為帝系、禮、宮殿、輿服、樂、學校、刑、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貨、四裔等類，引用的資料非常豐富。之後王溥又做《五代會要》，此後才有其他各朝的“會要”出現。
15版本：“版本”最初的含義非常簡單，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書本。我國在出現雕版印刷以前，書本都靠手抄，這類書就叫“抄本”或“寫本”。版本最初的含義就是與抄本、寫本相對而言。可是，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圖書典籍不斷增加，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紙張、不同字型印刷的同一種書大量出現，於是版本的含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內容包括了書籍抄印的時代源流、紙墨刀法、裝幀形式以及書籍的優劣等等。如何科學的辨別不同的版本，比較各種印本和抄本的優劣，這就是“版本學”。拿字型來說，宋代刻印的版本有肥瘦兩種字型，瘦者學歐（歐陽詢）、柳（柳公權）體，肥者學顏（顏真卿）體，元代版本則學趙孟頫體。因此，辨別字型成為辨別宋元版本的重要根據之一。明代以後，字型雜亂無章，單憑字型就不好辨別，必須同時依靠其他的標記。
16善本：所謂善本，就是好的版本。清末的張之洞提出了“善本三義”：一要“足本”，即內容沒有缺漏或刪節；二要“精本”，即經過仔細的校對和註釋；三要“舊本”，即時間比較老的本子，當時把時間劃到明代和明代以前。符合三條中的一條，即算善本。今天，我們對善本的含義規定為“三性”：一是因年代久遠而具有的“歷史文物性”；二是內容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學術資料性”；三是印刷考究、裝幀精美的“藝術代表性”。具體來說，符合下列情況都可歸入善本範圍：明代和明代以前刻印的圖書；清代乾隆時期和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印本和抄本；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政權刻印的圖書；辛亥革命以前在學術研究上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稿本和流傳很少的印本和抄本；辛亥革命前有名人批註、提拔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本和抄本；能反映我國印刷技術、代表一定時期印刷水平的各種活字本等。現在，已經按這些標準對全國各圖書館所藏的古籍進行了比較和鑑定，並且編印了《全國善本書目錄》供研究者們參考。這是建國以後古籍整理的一大工程。
17“經、史、子、集”四分法：“經、史、子、集”四分法始於隋朝。《隋書·經籍志》著錄了東漢以來的大量文獻，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另附佛、道二類，不列入四部之內，從此有了“四部”之稱。“經部”包括儒家經典以及研究、解釋這些經典的著作；“史部”包括了所有的史書以及研究、評論這些經典的著作；“子部”包括除儒家經典之外的兵、法、農、醫、天文、算術等各家著作；“集部”包括歷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如詩、詞、賦、曲、散文等。隋代以後，雖然也還有用“七分法”，但主流是沿用四部分類。
三、問答
1．簡述方誌的種類。
“方誌”是“地方誌”的簡稱。所謂“地方誌”就是以行政區劃為內容的歷史書，“志”即“記”的意思。它同時具備兩種特
性，一是地理的，而是歷史的。由於它所記載的內容相當廣泛，所記載的地區又相當集中，所涉及的資料也相當豐富，因此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是頗能反映我傳統文化特色的古籍之一。地方誌的種類很多，全國性的叫“一統志”，如《大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等；一省的地方誌叫“通志”，如《湖北通志》、《河南通志》等；郡、州、府、縣的地方誌則分別叫“郡志、州志、府志、縣誌”，此外還有“關志、山志、寺志、廟志”，有的地方還有“鄉志、村志”。另外，地方誌的名稱也不都叫“志”，有的叫“圖經”，即地圖再加上文字說明，如宋代的《吳郡圖經續記》；有的叫“考”，即“考證、研究”的意思，如清代的北京地方誌叫《日下舊聞考》。但絕大多數還是叫“志”。
2．地方誌的起源和發展。
我國地方誌的起源很早，《尚書·禹貢》記載戰國以前的方域、物產、貢賦等，實際上是我國地方誌的雛形。還有《山海經》，記載遠古時的山川、形勢、怪物等，也給後來的地方誌以應有的啟示。
秦漢時代已有記述國內風俗的地理書，到班固寫《漢書》的時候，已特闢一部分為《地理志》。我國最早的一部地方誌是東漢初年的《南陽風俗記》，專記漢光武帝劉秀故鄉的風土人情，但後來失傳了。
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誌是東晉常琚著的《華陽國志》。“華陽”即今天的四川，此書詳細記述了這一地區的政治沿革、風土人情、物產土俗和豪門大姓。南北朝時的地方誌著作明顯的多了起來，但多已失傳。
隋唐時代，由於天下一統，為便於瞭解全國州郡情況，朝廷詔令編寫全國性的地方誌，從此開始了由中央政府編寫地方誌的傳統。如隋代的《諸郡物產土俗志》、《區宇圖記》、《諸州圖經集》和唐代的《括地誌》、《元和郡縣圖志》等，都是由中央政府編纂的全國性總志。唐建中元年，朝廷規定各州郡每三年編造一次圖經送報中央，後又改為五年一次。《元和郡縣圖志》就是宰相李吉甫在各郡縣圖經的基礎上編成的一部總志，詳細記載了當時各郡縣的疆域、山川、要塞、沿革、啟口、貢獻、物產和名勝古蹟，後因圖亡，改名《元和郡縣誌》。
兩宋時代，地方誌的編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朝廷三令五申修志造圖，文人學士也加以關注，這就使地方誌的數量大大增多，也使編寫體例更加完備。宋代以前的方誌，其內容大多侷限於自然地理方面，至宋代則擴大到人文歷史方面，如由樂史編撰的《太平寰宇記》，體例沿襲《元和郡縣誌》，但又吸收《華陽國志》的長處，於地理情況之外，增加了姓氏、人物、風俗等內容，又由人物詳及官爵、藝文。自此，方誌內容包羅永珍，編寫體例明顯大變，使方誌由地理類邁入史學領域，從而大大提高了地方誌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現存宋代地方誌約有二十多種，大都體例完備，考證有據，記事審慎，說明宋代時地方誌已經定型。
元代由於疆域廣大，深感修志之重要，於大德七年完成《大元一統志》1300卷，盡錄古今建置沿革、山川、古蹟、形勢、人物、風俗、土產，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規模巨大的全國一統志，為明清兩代編修大一統誌提供了範例和模式。
明代從中央到地方對編寫地方誌都非常重視，各地修志工作蔚然成風，所修方誌質量也較高。明代志書達一千五百餘種，今存四百餘種。
清代是編修地方誌的極盛時期，特別是乾隆、嘉慶之際，三修《大清一統志》，形成舉國上下編修地方誌的高潮。清政府還明確規定各個省、府、州、縣地方誌六十年一修。清代方誌達五千八百多種，大大超過以前歷代的總數。
3．方誌學的產生和發展。
因方誌而有“方誌學”。方誌學是在修志實踐中形成和總結出來的理論見解。
我國的修志工作早有豐富的經驗，但在清代以前卻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清代修志進入極盛階段，不少著名學者參與其事，他們透過自身的實踐，對如何修志產生了一系列看法，因而使方誌學很快建立和發展起來。它的代表人物是乾嘉時期的著名史學家章學誠，他的史學論著《文史通義》，主張史學經世，揭露時弊。他曾主撰《永清縣誌》、《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對撰修方誌有深刻見解。
由於對方誌的性質、內容和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清代的方誌學形成兩大派別：
一、歷史派，以章學誠為代表，主張方誌是“一方之全史”，“志屬信史”。為此，章學誠為編修地方誌創立了“三書”體例，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歷史派注重歷史，志書內容比較詳盡，材料大量採用官府檔案，因此史料價值極高。
二、地理派，以戴震、洪亮吉為代表，主張方誌要記述地理狀況。戴震認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為重”，“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洪亮吉也主張“一方之志，沿革最要”。一般來說，地理派的志書不重視歷史文獻，除地理部分外，人物、職官等項記載都比較簡略。
歷史派和地理派各有特色，但以歷史派的理論影響最大。
4．方誌的價值和功用。
因為地方誌的記載十分詳備，故而對各種研究工作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自然科學方面的礦產資源、天文氣象、蝗蟲地震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民俗民情、俗語方言等，在地方誌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資料。如寧夏《隆德縣誌》總結了當地觀察地震先兆的經驗，歸納為“地震六瑞”，對今天的群眾性預報預測活動仍有參考價值。乾隆年間編撰的《曲沃縣志》，考證出晉國都城新田不在曲沃而在侯馬，為解放後在侯馬發現的“新田遺址”所證實。
近代，有人把地方誌的功用總結為六個：
一、社會制度之隱微不見於正史者，往往於方誌中得其梗概；
二、前代人物不能登名於正史者，往往於方誌中存其姓氏；
三、遺文佚事散在某部者，賴方誌然後能以地為綱有所統攝；
四、方誌多詳物產稅額物價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
五、方誌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隆之跡；
六、方誌多詳族姓之分合、門第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實互證。
5．簡述我國官府藏書史。
據記載，周代的史官兼掌記事和收藏國家文獻，這些文獻就是那時的國家圖書。《史記》說老子是“周守藏吏之史也”，可算是
史書記載的最早的國家圖書館館長。
秦始皇統一天下，兼併六國，使國家的圖書總量大大超過周王朝的藏書，但是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秦始皇卻採取了“焚書坑儒”
的措施，把秦國史籍以外的史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盡行燒燬，只有科技性的書籍不在禁燬之列。這一舉動，造成我國藏書史上的第一次浩劫。但相傳當時有儒生二人把家藏圖書偷偷運出咸陽，到達今湖南沅陵縣西北的“二酉山洞”，至漢代才將藏書獻出，“二酉藏書洞”由此成為著名的文化聖蹟。
漢代建立以後，對文化事業給予了應有的重視。首先在未央宮內建築了三座藏書樓，即“石渠閣”、“天祿閣”和“麒麟閣”，從此確立了我國藏書史上的皇家藏書制度，習慣上稱之為“官藏”。為了防火防潮，漢代把藏書室用石塊砌為“石室”，把書櫃用銅皮包為“金匱”，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石室金匱“，併為後世所沿用。由於漢代政府廣開獻書之路，秦代私人秘籍重新面世，國家藏書不斷增加，到漢武帝時又在宮內增闢“延閣、廣內”等殿閣專供藏書，宮外則有太常、太史、太學三處官署藏書。漢哀帝時，皇家藏書已達三萬三千餘卷。東漢皇帝崇儒尚文，也重檢視書的收藏和利用，當時的圖書一般都藏在東觀、蘭臺、仁壽閣、宣明殿和太學等處。為此，漢桓帝時特設“秘書監”一職，專管收藏藝文圖書，是我國曆史上最早設立的專職國家圖書館館長，此後歷代相沿此職。
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戰亂頻繁，皇家藏書屢遭厄運。有些帝王因為喜弄文墨，偏好詩書，即位後總是廣收奇書，藏於秘閣，所以藏書量也能達到可觀的數目，可是一遭戰亂，便被焚搶一空。如梁武帝藏書因侯景叛亂全部被焚，其子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亂，繼續藏書十四萬餘卷，但在被西魏軍隊俘虜前，下令將所有藏書付之一炬。
隋唐時代，一統天下，經濟和文化都得到迅速發展，國家對圖書的收藏也更加重視。唐太宗時，虞世南、魏徵、顏師古相繼出任秘書監，廣購天下圖書，並從五品官員的子弟裡挑選書法好的人抄寫，然後統一收藏於秘書監。唐玄宗時甚至詔令“公卿世庶之家”獻所有異書，由國家組織專人抄寫後收藏，為此新闢“集賢書院”和“麗正書院”為校正圖籍之所，由秘書監等人負責分類編目，共錄圖書四萬八千餘卷，加上新舊收藏，使那時的官藏總數達到十六萬餘卷。宋元以後，官藏仍有發展，但日益發展起來的私藏，卻使官藏黯然失色，並且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燦爛之花。
清代的官藏不但是前代官藏的繼續，而且深受私藏的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詔令蒐集天下珍貴典籍，天一閣曾以家藏珍書獻之，乾隆皇帝非常高興，見范家藏書百年不毀，就派人去寧波檢視天一閣的建築設計，其後仿天一閣式樣分別在承德避暑山莊建“文津閣”、在北京紫禁城內建“文淵閣”、在圓明園內建“文源閣”、在瀋陽舊宮建“文溯閣”，合稱“內廷四閣”或“北四閣”。另外考慮到江浙文化發達，特在揚州建“文匯閣”、在鎮江建“文宗閣”、在杭州建“文瀾閣”，合稱“宮外三閣”或“南三閣”。其中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在咸豐年間毀於戰火，圓明園的文源閣被英法聯軍焚燬，現在尚存四閣，《四庫全書》尚存四部，以承德文津閣所藏最完整，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瀋陽文溯閣所藏存於甘肅圖書館，杭州文瀾閣所藏存在浙江圖書館，北京故宮文淵閣所藏則在臺灣。
6．簡述私人藏書興起和發展。
私藏在我國也是很早的。
孔子講學，沒有一點藏書恐怕是不行的。史書記載的戰國名辯學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有書五車”，算得上是當時的一位藏書家，因此我們比喻一個人學識豐富，常說“書通二酉，學富五車”。但因那時的書都是竹木簡牘，藏書是很不容易的。
東漢中葉造紙術發展推廣以後，書籍的傳抄才變得比較方便，私藏才可能起步發展，漢末蔡邕才能夠家藏萬卷。
魏晉以來盛行卷軸抄書，至唐猶然，書肆也比前代增多，中唐時的李泌是那時的一位大藏書家，據說藏書量達三萬卷。唐代中期出現雕版印刷以後，特別是進入宋代，手抄書籍多半被雕版刻印所取代，官刻私刻並行發展，因此私人得書比較容易，官僚士大夫藏書成為一種風氣，出現了不少著名的藏書家，如王溥、宋敏求、司馬光等。他們常廣求奇書，築室收藏，所藏書目，甚至盛於官藏。
到了明代，印刷業更加發達，私藏也更加興盛，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藏書家和藏書樓（閣）。特別是文化比較發達的江浙兩地，私藏的活躍世所罕見。現今儲存的藏書樓仍以浙江為最多。
明清兩代著名的藏書樓有：
天一閣，位於浙江寧波，範欽，明嘉靖年間建，天一閣上下兩層，以“天一地六”的模式建成，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意；
汲古閣，位於江蘇常熟，毛晉，明末清初建；
絳雲樓，位於江蘇常熟，錢謙益，明末清初建；
海源閣，位於山東聊城，楊以增，清代道光、咸豐間建；
[百百]宋樓，位於浙江湖州，陸心源，清末建，像現代圖書館一樣向公眾開放；
鐵琴銅劍樓，瞿鏞，清代建；
還有浙江省瑞安縣的“玉海樓”、浙江餘姚市的“五桂樓”、浙江嘉興市的“嘉業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