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今天，常常讓人感嘆：
現實，有時比電影更荒誕，更驚悚。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不幸。
但對於藝術家來說，如何表現現實，則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很多藝術家，選擇轉過身去，假裝看不見。
也有很多人粉飾現實，麻醉自己，也麻醉觀眾。
但總有一些人，面對現實，無法挪開眼睛。
總是力圖用藝術的視角，探究現實背後，那更深層的社會肌理。
在我心中，賈樟柯正是這樣一個，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作品，來表現當代中國的導演。
2013年，他導演的《天註定》，正是這樣一部直面現實的電影。
這部電影，在國際上頗受好評，被許多媒體評選為當年的全球十佳。
但很可惜，儘管賈導費盡心力，最終還是無緣在國內公映。
因為，它離現實真的太近了，近到讓很多人害怕。
有很多人看後，就批評這部電影是唯恐天下不亂。
還有人說，有99%那麼美好的人和事物你不拍，為什麼偏要拍這1%醜陋的一面呢？
看到這樣的評論，真的很想替賈導回答：
因為那1%，也是中國人，也應該被看見。
電影《天註定》由四個故事構成。
串聯起這四個故事的，是統一的主題：
暴力。
山西的大海，不滿村長和煤老闆貪汙腐敗，到處寫信舉報。
可不僅舉報無果，還總被人調侃、嘲笑。
最後，他扛起槍，實現自己心中的正義。
重慶的三兒，春節期間，回農村給母親過七十大壽。
妻子讓他留下來別走。
但他覺得農村的生活沒意思。
只有在槍響的那一下，他才能感覺到，自己真正活著。
原來，他是被全國通緝的持槍搶劫犯。
湖北的小玉，在按摩店做前臺。
兩個當地官員，趁著酒勁，逼她提供「服務」。
小玉拒絕，被男人用錢甩了好幾個巴掌之後。
她拿出了口袋裡的水果刀。
在東莞打工的小輝，頻繁地更換工作，卻總也攢不到錢。
好不容易遇上一個喜歡的女孩，卻因為對方是小姐，最終無法走到一起。
苦悶之中，他翻過宿舍圍欄，跳了下去……
如果你的年齡不算太小，應該對這四個故事非常熟悉。
因為，它們全都改編自真實的新聞事件。
2001年，山西的胡文海，槍殺貪汙的村支書。
2012年，曾犯下十幾起命案的悍匪周克華，在重慶被擊斃。
2009年，湖北女孩鄧玉嬌，用刀刺殺了凌辱自己的官員。
2010年，震驚全國的十幾連跳自殺事件，在富士康發生。
2010年左右，微博剛剛興起。
這些事件，透過微博，迅速引發圍觀，成為了國人的集體性記憶。
而2013年，賈樟柯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把這些事件拍成電影，其實是個不小的挑戰。
首先，從藝術上來說，電影當然不能僅僅還原現實，更要高於現實。
但如何高於現實，考驗的則是導演的洞察力。
在這一點上，《天註定》是成功的。
因為它不僅還原了這些暴力事件，更挖掘出了這些暴力之下，更深層的根源。
如果說這些事件所代表的現實，是中國社會這個湖面上泛起的漣漪。
那麼，賈樟柯試圖呈現的，正是這些漣漪下湧動的暗流。
這股暗流是什麼？
是面對尊嚴的喪失，人們的沮喪和憤怒。
在這四個故事中，我們都能看到主角，最後用暴力作武器，奮起反抗。
但不能忽視的是，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也瀰漫著暴戾之氣。
或者說，他們也一直遭受著暴力的對待。
姜武飾演的大海，天天唸叨著要舉報村長和煤老闆。
但誰都不把他當回事。
因為在村子裡的人看來，管他貪汙不貪汙，誰有錢，誰就說了算。
煤老闆坐私人飛機回村，村裡組織全村村民去機場迎接。
因為去了，就能領一袋白麵。
大海自討沒趣，跑到機場，當面和煤老闆說：我要舉報你。
結果，被煤老闆手下揍了一頓，住進了醫院。
刺死官員的小玉，告訴對方，自己不是小姐，卻被對方拿著人民幣，狠狠地甩了好幾個巴掌。
這些，都是他們遭遇的暴力。
但這暴力，還只是最表層的，更深層的暴力，則是一種尊嚴上的羞辱：
因為我有錢，你沒錢，所以我可以隨意踐踏你的尊嚴。
大海被打之後，煤老闆派人去醫院，丟下3萬塊錢，就當私了了。
直到被用槍指著腦袋，煤老闆還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輕蔑地說：
有啥要求，你就說吧。
到死，他都沒明白：
竟然還有錢不能解決的事情。
被小玉刺死的官員， 怎麼也想不明白：
老子就是有錢，你不是小姐？我花錢讓你「服務」一下，怎麼就不行了？
在這些有錢人眼裡，沒錢人的尊嚴，根本就是個屁。
沒什麼是我用錢買不到的。
如果說這兩個故事中，暴力的施害者，都還是有形的，主角都能找到反抗的物件。
那到了最後一個故事中，小輝所遭遇的暴力，則是更加無形和系統性的。
他想報仇，都不知道該找誰。
小輝和工友聊天時，對方不小心被縫紉機劃傷了手。
老闆讓他給工友賠誤工費，工友休息幾天，他就要給工友幾天工資。
小輝覺得不公平，就跑了。
最後，工友拉了一幫兄弟，找到小輝，想報復他一頓。
但終於沒有動手，因為他知道，這又何嘗能怪到小輝頭上呢？
只不過是工廠的「制度安排」，讓小輝成為了他受傷卻得不到賠償的替罪羊而已。
這筆工傷賠償，本來就該由工廠老闆來付。
但工廠老闆，巧妙地透過員工制度的設計，輕易地就把矛盾轉移到了工友和工友之間。
而小輝，在不斷地換工作之中，處處都感覺憋屈，卻處處都找不到發洩物件。
在前幾個故事中，無論是大海，還是小玉，都有具體的反抗物件。
但對於小輝來說，他工作的不順，愛情的失意，母親的不理解，卻全都不知道該責怪誰。
如果那個受傷的工友，打他一頓，他反而可以去報復對方。
但對方沒打他，他該找誰復仇？
富士康的車間主任，不像上個工廠的老闆那麼摳門，甚至對他還算不賴。
那麼，他的憤怒、委屈，該找誰去發洩？
他拼命工作也賺不到錢，攢一輩子也娶不起老婆，到底該怪誰？
當這種壓迫，成為一種系統性的存在，被壓迫者就失去了反抗的物件和發洩的出口。
但與此同時，沮喪和絕望，卻成倍地遞增。
當有權有勢者「強姦」了我，我就用暴力反抗。
但當我找不到反抗的物件，我就只能解決我自己。
所以，最後小輝縱身一躍，以此完成對自身命運的反抗。
這是電影挖掘出的，現實之下的那股暗流。
暴力的根源，正來源於被暴力地對待，戾氣瀰漫的原因，正是權勢和金錢，對弱者尊嚴的踐踏。
這是導演賈樟柯的洞察力所在。
但他還面臨一個問題：
四個故事，分別發生在山西、重慶、湖北、廣東，幾乎由北到南，涵蓋了整個中國。
如何讓四個故事看起來，是有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新聞事件的拼湊呢？
賈樟柯選擇了一個切入視角，那就是流動性。
持槍搶劫的三兒，到過大海所在的山西，開槍殺了3個人。
小玉出獄之後，去了山西那個煤老闆的工廠上班。
而小輝，正是從三兒那樣的農村走出來，到了小玉的情人那裡打工。
電影裡，賈樟柯用這樣的聯絡，讓我們感受到了當代中國社會巨大的流動性。
首先，是人口的流動，無數農村的人，到城市打工。
其次，是金錢的流動，一批批企業家先富了起來。
但與此同時，財富的流動，又造成了極大的貧富差距。
電影裡，窮的人，就像三兒的哥哥那樣，一包煙都得三兄弟平分。
但那些靠煤礦富起來的老闆們，卻開著私人飛機，在東莞花天酒地。
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劇烈的人口流動，讓原本維繫著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紐帶，被迅速撕裂。
取而代之的，是金錢成為維繫絕大多數關係的唯一紐帶，也成為評價一個人的唯一標準。
就像大海的親姐姐，都拿他來和煤老闆比較，來凸顯沒錢的他，是如何的失敗。
這種人際關係、財富和價值觀的迅速流動，正是導致這些暴力事件頻繁發生的不穩定因子。
從這種流動性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電影中的三兒這個人物形象。
在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他也曾像小輝一樣，是個老實的打工仔。
但當他體會了人生的無聊，沒意義。
知道了自己打工一輩子，也不可能翻身。
又不可救藥地愛上了開槍的刺激、快感。
他就走上了一條暴力的不歸路。
當然，我們也要明白，電影呈現這些暴力，和它們所產生的社會土壤。
並不表示導演對這些人和暴力行為的認同。
相反，這樣的呈現，其實帶著深深的反思。
在電影最後一幕，小玉來到山西，看到城牆下正上演的晉劇。
臺上的演員，一遍遍地問著：
你可知罪？
第一遍，鏡頭對準了臺上的演員，這是對劇中人說的。
第二遍，鏡頭轉向趙濤扮演的小玉。
這是對暴力反抗者的詰問。
但是，第三遍「你可知罪？」
鏡頭對準的，卻是舞臺之下，一個個麻木的看客。
用這樣的鏡頭語言，導演隱忍地暗示：對於暴戾之氣的瀰漫，我們所有這些看著不公、不義之事發生，卻默不作聲的看客們，是否同樣應該附上道德責任？
在生活之中，我們是不是也嘲笑過那個一根筋地要檢舉社會不公的愣頭青？
我們是不是也曾旁觀著別人的苦難，卻當作事不關己，默許不公發生？
退一步說，就算我們沒有嘲笑過弱者，也不曾看著不公發生，而轉過頭去。
但為了改變這樣的現實，為了改變弱者的處境，我們曾經做過什麼？
這樣的詰問，無疑是太過沉重的。
我們常說，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電影裡，每一個個體的悲劇看上去是偶然事件，可仔細剖開，無不富含巨大的必然性。
他們都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
更悲劇的是，某種程度上，主流大眾都能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主流大眾壓根看不到它，或者，就算能上映，也沒多少人會去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