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古泉文化2018-04-22 08:53:22看中國金融歷史，宋朝的轉折意義巨大，尤其是交子會子等紙幣誕生堪稱世界之首，而其運作不乏成功之處，其中南宋孝宗期間頗為值得一說。
宋孝宗是南宋第二位君主，被認為頗有作為，岳飛案件的平反為他獲得不少政治加分。他的身份是宋太祖七世孫，他的登基其實也使得南宋帝位從宋太宗序列回到宋太祖序列。他於1162~1189年在位，接近30年的執政時間使得南宋頗有起色，有“乾淳之治”之稱。
在他治下的淳熙年間（1174~1189年），會子基本與錢等同，出現“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等記錄，甚至有“楮幣重於黃金”的說法，所謂楮幣、楮券等，都表示紙幣，因為楮皮可以造紙，往往楮也表示紙，紙幣多用楮皮製成。
我的新書《白銀帝國》討論了當時會子執行情況，南宋詞人辛棄疾在淳熙年間也說會子和錢會中半制度的效用帶來“會子自貴”，“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江陰軍換錢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換錢七百一十足）。此無他，稍重之故也。”
會子的使用離不開商業的繁榮，商人競相選擇會子除了便利保值之外，還因為當時金銀需要繳納一定的稅收，宋孝宗本人也表示自己因會子“幾乎十年睡不著”，認為“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即已經意識到會子價格與數量之間的關係，由此也可見南宋的經濟微觀調控能力經過實踐的除錯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
隨著會子普及，一度發展到不可兌換，官方期待俸祿、軍費等支出部分儘可能多地使用會子，在賦稅之類的收入部分儘可能少地收取會子，因此規定“九分現錢、一分會子”，結果事與願違，會子的回籠速度反而加快。人們在和政府做交易的過程中，如購入茶引、鹽引等，更多使用會子而不是銅錢，正如我在《白銀帝國》中討論，這也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南宋版本。
發現這一情況之後，務實的南宋政府意識到只有給予會子和銅錢相同的待遇，才能真正使得會子被民間接受，因此取消了對於會子和銅錢的不同待遇，改用“錢會中半制度”，即在財政中銅錢與會子的數量各佔一半，這意味著會子和銅錢的地位對等，發行會子的次年就規定錢會各半，“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海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
錢會中半制度隨後有所反覆，但是其基本原則在南宋一朝貫穿，當會子發行減少時，甚至一度引發會子受到更多歡迎。
就貨幣理論而言，宋代更是發揚了中國傳統的“子母相權”理論，這一理論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時期，表示大錢和小錢之間的關係，東周魯國史學家左丘明於《國語·周語》言：“貨幣之重者、大者為母，輕者、小者為子。幣輕物貴，推行重幣以市貴物，稱母權子；幣重物輕，推行輕幣以市賤物，亦不廢重，稱之權母。”這句話的意思是鑄幣輕重大小應該與商品流通、物價水平相適應，重幣用於貴物，輕幣用於賤物，子母幣相權而行。
隨著宋代紙幣的出現與繁茂，“子母相權”逐漸變為銅錢和紙幣（尤其是會子）的關係，南宋楊萬里曾說，“蓋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今之新會子，鐵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這一理論日後也引申到白銀和銅錢的關係上，對於中國貨幣史影響頗深，總體而言體現了對於貨幣數量的控制與管理。
錢會中半制度確定了會子的法律地位，但是會子的運作也受到發行量的限制。會子和交子一樣，後來有了以界為發行期間的做法，原本是三年為一界，發行額規定為約1000萬貫，到期會子可以得到替換回收。回顧會子的成功，其實秘密正是在於合理的準備金，同時控制會子數量，鼓勵會子與銅錢等價。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欣賞會子的成就，曾經如此評價會子：“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 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
然而，會子的好時光並沒有維持多久，即使有“子母相權”理論作為指導，在戰爭的陰霾之下，會子最終仍舊毀滅於濫發，這是《白銀帝國》令人痛心卻屢次發生的歷史往事，總結其教訓，對於今天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