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言軍事2018-03-16 11:11:55題主這個問題可是給大夥挖了個“巨坑”啊——如果站在“反清復明”立場上，就只能空泛地談論雙方實力對比逆轉（但歷史上島嶼政權往往能挫敗來犯的大陸強國，例證很多此不贅述）；而如果深入歷史去探尋真相，就難免被罵做抹黑“國姓爺”和民族英雄（鄭成功也算是鄭氏政權的代名詞），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但事實就是如此——鄭氏政權偏居福建沿海和臺灣孤島一隅之地，卻要與擁有大半個中國的清政權長期對抗，導致其軍費、財政日益艱難，最終走上了苛徵暴斂的不歸路，而這才是鄭氏政權空有海峽天險與強大水師，卻由於失去民心、軍心而敗亡的真正原因所在。
眾所周知，鄭氏政權看似建在臺灣，但他們的根卻在大陸（多數官員、軍隊的親族仍在大陸）——而其在大陸的群眾基礎又主要是福建沿海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鄉村，後者在戰亂歲月裡普遍自行組織有地方武裝，而明末清初閩南土著與客家人又因爭奪有限耕地而矛盾激化，導致部隊官兵以客家人為主體的鄭氏政權碰上很多麻煩，只能“和稀泥”以安撫民心。
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泉州林氏、黃氏2大家族發生大規模械鬥並互有傷亡，而鄭氏政權為審理這一案件竟然左右權衡了長達1年時間才宣判，最終結果是對2個家族都不予追究。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黃氏家族其實是奉了鄭氏政權之命前往各鄉“徵餉”，孰料卻遭到當地豪族林家反抗，鄭氏政權自覺理虧只好不了了之。該案詳情被記載於林氏族譜中，所以有幸留存至今。而整個事件重比案情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已進入統治晚期（距離施琅徵臺灣僅剩5年）的鄭氏政權對待日漸跋扈、不服管束的地方武裝也無可奈何。
而在明朝滅亡30多年後，非要說這些以自身利益為根本行動準繩的鄉村家族勢力還對朱明王朝殘存有多少忠心和感情，那純屬自欺欺人。實際上，恰恰是像林家這樣的地方豪族，當數年後清軍到來時就搖身一變成了“帶路黨”。
那麼，鄭氏政權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困難到底有多嚴重呢？史載，為了維持十幾萬軍隊、數百艘戰船和權貴集團的龐大開支，鄭氏政權除繼續控制海上貿易的壟斷利潤外，還不斷派出軍隊或委託地方勢力在福建、廣東、浙江沿海“徵餉”。
史載，鄭氏軍隊深入福建漳州治下的南靖山區，以土樓（同時也是家族）為單位徵收稅賦，其搜刮的財物範圍之廣、之多用“犁庭掃穴”來形容並不過分——白銀、大米、牲畜（豬和雞）、油、酒全在掃蕩範圍內，如果暫時交不出來就要用田地質押。
如果哪個土樓敢不從，鄭氏政權就發兵攻打併將之焚掠一空。更有甚者，一些早年投靠鄭氏政權的地方豪族也趁火打劫，“公報私仇”，藉著鄭氏軍隊的勢力收拾冤家對頭，從而使得當地人對鄭氏政權更加離心離德。
鄭氏政權“刮地皮”之狠已經到了一次就“三年並收”（提前徵收未來3年稅餉）的地步。據閩東福安地區文獻記載，順治十三年（1656年，當時鄭成功還掌權）鄭氏政權派軍隊乘坐大批戰船抵達當地“徵稅”，不僅沿邊村落“焚劫罄空”，就連深山窮谷也跟著遭殃，每戶竟然要繳納白銀30兩，凡是敢為民請命希望減免、緩徵賦稅的當地士紳則被“盡拘入船”，直到其家族湊夠1000兩白銀才能把人贖走。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戰時特殊情況，但問題在於鄭氏政權與清廷在福建沿海的拉鋸戰前後長達三四十年，在夾縫中備受煎熬的當地民眾受夠了分裂狀態之苦，期盼兩岸統一、天下太平的心理逐漸成為主流。
隨著時間推移，清廷在東南沿海的統治癒發鞏固，後來上任的福建總督姚啟聖等人也刻意推行穩定民間、籠絡人心的策略，到了康熙年間鄭氏政權已基本失去對福建沿海民眾的控制和影響力。
實際上，早在清軍渡海徵臺灣之前，不少鄭氏政權的官員和軍兵就已經不願再困守一座孤島，而都想著回到大陸與親族團圓，
至於兩岸軍力差距其實不必多說，因為連清軍攻臺主帥施琅都是原屬鄭氏政權的降將
——人心向背如此，鄭氏政權又能有何回天之力？
s肅說歷史2018-12-26 21:55:36就在鄭成功要進攻臺灣的時候，原鄭芝龍的舊屬，時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廈門。他將臺灣地圖、赤嵌城木製模型，以及荷軍的兵力部署情況呈獻給鄭成功，並極力勸說他收復臺灣，這更增強了鄭成功進取臺灣的信心。於是他開始積極著手製定攻臺方案，訓練軍隊、修造船艦，並採取措施以麻痺佔據臺灣的荷軍。一切準備就緒之後，鄭成功於1661年2月由廈門移駐金門，令其子鄭經和鄭泰、黃廷等人留守金夏。
三月二十三日，鄭成功親帥大軍，從金門島料羅灣出發，吹響了攻取臺灣的號角。在何斌的引導下，鄭軍於四月初一抵達鹿耳門港外。鹿耳門是外海船隻進入臺灣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淺，航道迂迴，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蘭人放鬆警惕，並未派兵把守。而熱蘭遮城旁側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處在荷軍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內。為了避開荷軍火力強大的防守，鄭成功選擇了北航道從鹿耳門進入。根據海上經驗，在農曆三四月交替間多有大潮，因而鄭成功冒險決定鹿耳門作為突破口，趁大潮之勢，順利駛入鹿耳門港灣，在臺灣民眾的協助下成功登陸。
登陸後，鄭成功一面立即向荷軍發動軍事攻勢，一面致書荷方強調臺灣乃中國之土地，荷方應將臺灣無條件歸還。但是荷蘭殖民者哪裡肯輕易就範，仍然進行抵抗。為了徹底摧毀荷軍，鄭成功先是採取正面進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嵌城。鄭軍攻克赤嵌城後，繼而採取圍困的策略，封鎖了荷蘭殖民者在臺灣的統治中心——臺灣城。殖民者當局從巴達維亞，也就是今天西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拼湊了七百名援軍，於八月十二日達到臺灣海域，與鄭軍展開激烈戰鬥。在激戰中鄭軍英勇殺敵，用火船燒燬了荷軍主力艦——克登霍夫號，並用密集的火炮，擊沉了戰艦科克倫號，同時還俘獲了小艇三艘。戰敗的荷軍倉皇逃回巴達維亞，再也不敢靠近臺灣。荷蘭援軍逃離後，在臺灣城被圍困近九個月的荷蘭殖民者，因大勢已去，彈盡糧絕，不得不選擇投降。
鄭成功收復臺灣
在簽署《鄭荷協議》的過程中，荷蘭殖民者依然垂涎於臺灣的美麗富足，不斷用各種手段企圖賴在臺灣。但鄭成功堅持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荷蘭人必須從臺灣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鄭荷雙方代表在大員市（今臺南市安平）市政稅務所簽下了《鄭荷協議》，完成了協議換文。至此，被荷蘭殖民者侵佔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寶島臺灣，重新回到了炎黃子孫的懷抱。鄭成功也因此成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收復臺灣後，鄭成功將臺灣視為抗清的一個長久基地，為了實現反清復明的心願，他開始傾全力著手各方面的建設。在行政建制上，鄭成功建立與內地相同的行政管理體制，為日後的臺灣治理奠定了基礎。
荷蘭殖民者向鄭成功投降
鄭成功他第一次把我們中國的這種郡縣制度傳播到了臺灣，他當時去收復臺灣的時候，1661年他就在臺灣設立了一府兩縣，這是我們在那裡設立的最早行政建制。鄭成功也確實是把臺灣當做一個長遠要發展的地方來建設。首先他解決了自己軍隊的這樣一些糧餉供應的問題，他就開始把軍隊分佈到南北各地，開始去屯墾，開發土地，去農業生產的建設，建孔廟，然後建了學校。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的傳播。我覺得是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種子，在那以後就發展起來了。
為了改變臺灣文化的落後狀況，以及消除荷蘭殖民教育的影響，鄭成功大力發展臺灣文化教育事業，把中華文化的種子播撒在祖國的寶島，促進了臺灣文化的繁榮。從此，臺灣文化教育事業日益興盛，並形成與大陸文化同根同種、同源同質、一脈相承的關係。當這一切剛剛初見成效，年僅三十九歲的鄭成功，卻不幸於公元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了。
鄭成功去世後，鄭成功之子鄭經執掌了臺灣的控制。公元1664年鄭經著手開發經營臺灣，在諮議參軍陳永華制定的十年成長、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與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權建設、經濟發展、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臺灣呈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文化發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傳統的詩文形式，寫下了臺灣最早的一批文學作品，成為臺灣文化的開拓者。三藩之亂爆發後，鄭經認為反清復明的機會來了，於1674年親帥大軍西征，但這次行動的結果是損兵折將大傷元氣。
鄭經當時參加西征時，主要是前面一個大的反清形勢比較好，西南有吳三桂，廣東有尚可喜，福建有耿精忠。鄭經早起在福建時，他是跟耿精忠他們聯合的，後來因為各自的一些利益爭端，後面就逐漸地其他三藩勢力很快就被清軍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說後面就變成他自己的一股勢力。當他自己一股勢力去面對比較強大的清軍時，他當然後面就會失敗得快一些。
從此鄭氏政權只能進行消極防禦，鄭經也再無抗清復明鬥志，甚至無心過問政事，終日沉溺於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為酒色所戕的鄭經中風死去，鄭經死後，鄭氏政權內部因爭奪統治權發生動亂。接下來的三年，旱災、水災、火災接踵而至，臺灣經濟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頓，臺灣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對於鄭氏在沿海和臺灣的動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視，並採取應對之策。在以招撫手段誘使鄭氏歸降的同時，也盡力進行軍事打擊。康熙三年十一月，福建水師提督、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統率周全斌等原鄭氏降清水軍，開始了遠征臺灣的行動，但先後兩次的進攻都因遭遇颶風無功而返。這致使清廷對施琅心存疑慮，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師提督，召施琅進京授予內大臣。
施琅大將軍畫像
清政府對於施琅的態度，是經過了一個變化過程，從疑慮到逐步信任，這個和施琅本身這種很複雜的經歷是分不開的。施琅早年是鄭芝龍的部下，並且曾經跟鄭芝龍一起降清，後來他又跟隨鄭成功抗清，直到順治八年施琅和鄭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誠清朝。在各種因素的這種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師提督整整十三年之後，直到康熙二十年，他又再次被清廷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
福建水師提督，是決定收復臺灣成敗的核心人物。聞鼙鼓而思良將，康熙皇帝慎重考慮清軍水師的主帥人選問題。在康熙看來，統帥水師之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熟悉水軍事務，要有指揮海上作戰的經驗；二是要了解鄭軍的情況，所以施琅又再次成為福建水師提督的考慮人選。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總督姚啟聖等規劃平定臺灣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啟聖的大力推薦下，施琅重新被起用為福建水師提督，抵達廈門就任，積極為攻取臺灣做準備。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三萬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練兵時遇到乾旱，軍中飲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宮的一處廢井，泉水源源湧出且甘甜無比，足夠將士飲用。施琅認為，這是媽祖賞賜甘泉給水師，特立碑於井旁，並親書師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緒，施琅遂統率水師三萬餘人，戰船三百餘艘在銅山港誓師後，浩浩蕩蕩地向臺灣的門戶澎湖進發。
而比此稍早的五月，鄭將劉國軒親率精銳部隊赴澎湖駐紮，集結兵力達兩萬餘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陸的重要地點加強防守，共設定了14座炮臺，在沿海地帶構築了長二十多里的防禦工事。一方嚴陣以待，一方誌在必得，澎湖海戰在所難免。施琅首先奪取了鄭軍防守薄弱的八罩島，這樣就獲得了船隊的錨泊地，和向澎湖攻擊的基地。施琅在對天候和海潮的正確判斷下，率清軍水師向鄭軍發動了全面攻擊。激烈對攻之後清軍大獲全勝，而鄭軍則損失了一百九十四艘戰船，一萬五千餘人，另有四千八百餘人倒戈投降。劉國軒僅帶領三百多將士，從沒有清軍堵截的吼門，狼狽逃回臺灣，和平解決臺灣已是大勢所趨。
施琅收復臺灣
澎湖海戰結束後，清軍對臺灣鄭氏集團已經形成大軍壓境的有利態勢。同年閏六月十八捷報傳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說澎湖乃臺灣咽喉之地，克取臺灣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堅持和平招撫，他叮囑施琅要以國家大局為重，拋棄鄭、施兩家結下的舊怨，不要以私害公，遷怒於無辜。施琅隨即下令暫停軍事進攻，並採取措施拖動臺灣問題，向和平招撫的方向發展。施琅頒佈《曉諭澎湖安民示》，表達他對澎湖貧苦百姓的同情，並採取各種優撫戰俘的措施，使得戰後的澎湖雞犬不驚、人民樂業。由於施琅進駐澎臺時，極力禁止殺戮和搶劫，所以當年的臺灣住民對他都報有極大的好感。與此同時，施琅也積極與鄭氏集團進行交涉，曉以大義，最終使鄭克塽上表請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軍登上臺灣島，處理善後事宜。十五日，在孔廟舉行了隆重的受降儀式。至此，清初持續了幾十年的反清復明鬥爭，落下了最後一幕。
明朝皇帝后裔寧靖王朱術桂聞訊，知道反清復明已完全沒有希望，自己西歸故土的夢想也破滅了，竟和他的五個妃子相繼自縊而亡。後人為了紀念他們，修建了墓廟合一的五妃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攻下澎湖後，清廷的大臣們對於臺灣的或去或留，意見不一。然而施琅卻清醒地認識到，臺灣的棄留是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並積極進諫說明臺灣的重要性。在經過長達八個月的權衡後，康熙帝於公元1684年決定將臺灣納入大清版圖。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在臺灣設定一府三縣，隸屬於福建省，同時清廷宣佈取消海禁，使得東南沿海一帶流民歸者如市，兩岸民眾自由往來。清政府順利完成了臺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大業，從此臺灣步入全新的發展軌道。當收復臺灣的捷報傳到宮中，正值中秋佳節，康熙帝欣然揮毫賦詩：萬里扶桑早掛弓，水犀軍指島門空。來庭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黷武功。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懸處海隅二十二年的寶島臺灣，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儘管歷經許許多多的滄桑變幻，臺灣與中國大陸血濃於水的親密關係，則是始終不變的。實現統一，更是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的共同心聲。平臺千古、復臺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歷史是不會忘記那些為臺灣迴歸祖國大陸做出重大貢獻的先烈的。海天一色，榮辱與偕，臺灣曲折的發展歷程，向後人提供了一個鏡鑑，臺灣與祖國大陸血脈相連，休慼與共。
現如今美麗的寶島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