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看秋風9992022-02-09 07:27:06這個回答有點兒長，請各位朋友耐心往下翻。
官督商辦，是出現在清朝晚期的一種經濟模式。具體來說，就是清政府利用民間或者說私人資本開辦新式工礦業；
官督商辦企業，說白了就是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初洋務派早期經營的民用企業；
這些企業的經營模式通常是這樣的——
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經營管理。
彼時的朝廷打算創辦西方國家那樣的近代工業企業時，非常迫切的急需相應的燃料工業、礦冶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作為基礎工業；
然而，朝廷的國庫虧空，財力拮据，說白了就是“缺銀子”沒錢！
怎麼辦？
於是朝廷就指派當地富商、買辦或退職官吏出面募集私人股本入股！用現在的話來說，叫做政府“集資”辦企業；
企業盈利以後，逐年還本付息；不過如果企業虧損，朝廷不管，全部損失投資者自己承擔。
這樣的“好處”在哪裡？朝廷可以坐收漁利而絲毫沒有任何風險！
比如當時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就是這樣的官督商辦單位。
如果說沒有任何“好處”，也不一定；如果沒有“甜頭”，投資人也不會輕易掏腰包；官督商辦企業享有減稅、免稅、貸款和專利等特權；比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等；原來完全由私人經營，現在改為“官督商辦”；
官府不出一分錢；官督商辦企業的實權由官府委派的總辦、會辦、幫辦和提調等掌握，入股商民處於只有義務並無權利的地位；
不出錢，不承擔風險；這樣的“官督商辦”路子能夠走多遠？後來慢慢才改成了“官商合辦”或者說“商辦”。
“官督商辦”對清朝有帶來哪些改變呢這種模式最後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
想必熟悉那一段歷史的朋友都聽說過“保路運動”吧？
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1910年（宣統二年），英法德美四國銀行財團逼清政府訂立借款修路合同；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借款用來鎮壓革命，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
此時，四川修築鐵路的股東，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佔很大比例；
清政府頒佈 “鐵路國有”政策以後，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清政府為了鎮壓革命，不惜喪失國家主權，將鐵路收歸國有，且大肆派兵屠殺保路人士；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擴散，成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雲庭老人2022-02-08 10:56:13清政府晚年時期遭受了“鴉片戰爭”的侵略之後，深感國家的工業太差、科技太落後，於是掀起了“洋務運動”。創立了使用洋槍洋炮的“新軍”和“水師”。同時，由於清政府自己沒財力也沒人才，所以為鼓勵商人開辦“開礦山”和一些重要和必須的工業基礎企業，由官方支援和授權，由商人自己籌資來開辦、生產和經營。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官督商辦”。其中最著名之一的就是山東棗莊煤礦（中興礦業）。它由清政府派官員坐鎮，聘請德國專業人員作指導，並由商人發行股票集資組成股份制公司經營執行。
至於對清政府來說，整個“洋務運動”只是給它打了一針強心針，沒有根本改變清政府的腐朽和沒落。所以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直爽卡通人2022-02-10 09:00:20官督商辦”的私人企業是因為朝廷沒錢，官辦企業管理落後等因素催生出的產物，這必然會導致清政府損失部分利益，所以清政府對於“官督商辦”企業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產權上，在朝中，有不少官員一直把“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國有資產，不贊同私人積累資本，而也有一部分官員非常鼓勵發展私人資產，認為西方各國之所以國富民強，正是因為民間資本也佔了很大比例，朝廷不應該遏制私人資本的積累。
初見娛樂20192022-02-10 12:49:08從十九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洋務派的政治派別，其中還有很多滿族宗親和漢族高管。他們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要學習西方的東西，然後使國家富強。其中洋務派的特色經營模式官督商辦就在中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雖然這種模式不能算原創，但還是給當時的清政府帶來一些改變。官督商辦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起來看看介紹吧。
洋務派因舉辦軍事工業財力不濟，轉而求富舉辦民用工業時，決定利用民間資本，於是採用了官督商辦的經營形式。李時嶽、胡濱合著的《從閉關到開放》一書明確地說：“‘官督商辦’一詞，最早出現在1872年6月20日李鴻章上奏的《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同年冬天設立的輪船招商局，是第一個採用‘官督商辦’制度的民用企業。後來創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局等沿襲了這種制度，並使它有所發展。於是‘官督商辦’成為洋務派倡設民用企業的一種模式”。
但是，採用官督商辦等方式經營礦廠，並非是洋務派的首創。清政府的舊有礦廠商務政策中，雖未明確使用“官督商辦”等字眼，但就其經營形式而言，卻與洋務運動中的官督商辦形式沒什麼差異。如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雲貴總督林則徐等在《查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折》中就明確提出，對於易於紛爭滋事的礦廠，“不妨由官督辦”“此次官為督辦，函應選擇殷實良善者作為頭人”。對於一般礦廠，則應“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的主張。認為這樣方可使“官有督率之權，而無賠之累，似可常行無弊”。
洋務派在近代採用的官督商辦等企業經營形式、具體政策與方法，早在清代前期就已經出現，二者存在著密切的歷史關聯性。因此，洋務運動中出現的官督商辦等企業經營方式，較易被官和商兩方面所認可和採納。由此，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得以推廣，雖然其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因時代侷限而出現了種種弊端，但這並不能否定其具備的進步意義。同時，官和商兩方面對官督商辦經營方式的態度轉變和內在博弈，對於之後官督商辦機制的流變有重要影響。
當然，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雖然可以上溯到清朝統治前期，但是在晚清洋務派的主持下，這一時期的官督商辦也有一定的變化。李鴻章在1872年創辦輪船招商局時提出的“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而聽該商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通常被視為官督商辦的基本原則。有學者認為，它包括兩層含義：“官督商辦”企業沒有政府股份，不承擔企業風險，但由於政府以借貸資本的形式墊付了大量的款項以資助企業初期的建立，因此不論企業盈虧，都以官利的形式按期付息；另外，界定了經營管理原則，政府組織大綱方針，盈虧由商人負責，經營管理權掌握在代表政府的洋務派手中。
但也有學者指出，這裡李鴻章提出的“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並非完全是向官督商辦企業爭權，而是在適度放權，同時也是其對清廷內部頑固勢力指責的一種迴應。李鴻章提出的“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並非只要官督，不管企業盈虧，而是強調清政府不對其經營成功與否、盈虧與否承擔連帶的經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