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文歷史2017-05-04 13:02:05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失敗，也許正在於他“接近完人”的屬性，當然也有許多歷史環境的影響所致。且從以下幾點來看。
身體狀況諸多不適（個人原因之一）
教案發生後，法國調兵集結於天津、煙臺，揚言“將天津化為焦土”。慈禧急速派老成持重的朝廷重臣曾國藩去天津處理。曾國藩此時年已六十，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伴隨著經常性的眩暈。教案發生時，他正請假在保定靜養。6月22日下午，慈禧給曾國藩發出上諭，因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停止休假，即赴天津辦理此案。
曾國藩深知他這次遇到了難題，在日記中寫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這使得他的眼病、眩暈、嗜睡、疲勞之症更加嚴重，夜間嚴重失眠。他還估計此去有可能會死在天津。7月1日、2日接連兩天，他還給兩個兒子寫下遺囑。然後於7月4日從保定啟程，8日到達天津。
多方調查後，決定酌情處理，“大事化小，避免衝突”（個人處事態度）
很多人都認為曾國藩在處理此案中，一味地妥協退讓以迎合洋人。因為查無實據，在教案中，清政府自有理虧之處。曾國藩也盡力做了抗爭，洋人提出，津案要懲辦“兇手數千”，對此，曾國藩認為天津教案發生時，群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誰能說得清誰是兇手，因此只可“一命抵一命”。曾國藩還想努力減少懲辦犯人人數，但清政府在回覆中認為“若正凶僅僅訊出七八人，恐無以服洋人之心”，曾國藩又不得不擴大緝兇範圍。在曾國藩的堅持之下，洋人也接受了“一命抵一命”的處理方法。法國公使羅淑亞認為天津人民殺洋人燒教堂是地方官員所主使，因而堅持將天津清兵提督陳國瑞、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抵命。曾國藩則認為這種處理方式“萬難允准”。
朝廷的“斷章取義”
7月21日，在病中的曾國藩給慈禧寫出了整個案情的初步調查報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的這份長達2100字的報告，首先談了民間說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對中國兒童挖眼剜心、採生配藥並不是事實，也無證據，全系謠傳。但是，他也同時談了之所以津民這樣謠傳，也事出有因，教堂確實有很多“致疑點”。比如，大門終年緊閉，過於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測；有的中國人進教會看病後，久而不還；教會收留中國孤兒，甚至連有病將死者也收，只見其入，不見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間外界有拐賣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過多之時。以上種種，極易導致人們產生懷疑。
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這個《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讓內閣印發各級官員。但是在發抄朝野時，卻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市民辯護的幾個“致疑點”。只印發了曾國藩替洋人洗白的話，以及處分地方官員、向洋人賠款、道歉等處理意見。這份刪節版《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發表，朝野輿論大譁。這份報告成了人們對曾國藩評價的拐點，他一下從“中興名臣”變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當時有副對聯如此挖苦他：“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歷史上處理教案早有類似先例
實際上如果考查天津教案以前歷次教案，就會發現其實處理結果也同樣都是賠款、處置民眾、處置地方官員三種方式，如1848年的青浦教案，清政府的處理結果是地方官被撤職、10人判刑並賠款白銀三百兩；1861年的青巖開州教案後，地方官被革職，賠款一萬二千兩白銀；1868年的臺灣教案，清政府被迫允許賠款和懲兇，取消臺灣官廠的樟腦專賣權，並代為建築被打毀的英、法教堂，將鹿港同知和風山知縣革職。可見，所謂教案中“有洋無民”的處理政策並非由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發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