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諸國為何沒有如埃及、兩河諸國一樣成為神權國家？

鬼影問道化真身2019-04-21 20:46:06

人類社會開始時都是神權社會，人類最開始建立的國家都是神權國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與宗教的分離趨勢將越來越明顯，政治最終將會徹底擺脫宗教的束傅。

華夏文明起步早，古代文明的程度較高，所以中原王朝在遠古時期，已經是王權凌駕於神權之上了，而效法中原王朝的東方諸國，以中原王朝為榜樣，因而也是王權凌駕於神權之上的國度。

古埃及、兩河流域的國家，生產力相對落後，文明程度較低，所以還停留在古老的神權國家階段。歷史久遠並不意味著先進和文明，儘管中東地區歷史久遠，但進步緩慢，國家相對而言比較弱小落後，神權國家形態的確比較適合古代的中東地區。

西方世界始於神權國家，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使得西方世界由神權國家快速的向世俗文明國家過渡。

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誕生與發展，西方宗教勢力進一步被削弱，無神論也隨之誕生，這使得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宗教快速衰落。西方社會也由宗教社會快速向世俗社會轉變。這一轉變使得西方社會迸發出巨大的創造活力，奠定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基礎。

自此西方宗教地位大幅下降，信教民眾的數量大減，超半數教堂被迫關停。

個人認為，西方社會近幾百年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人類文明史。西方史很好的詮釋了人類從神權社會走向世俗文明社會，從神權國家走向文明國家的全部過程。

西方史給世人指明瞭方向，那就是宗教社會、神權國家丶政教合一的體制，不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必將會消亡。

只有世俗文明社會，只有堅持無神論的文明國家，才符合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需要，才會給人民帶來光明的未來。

陶短房2019-04-24 20:05:03

其實遠東一些國家也曾經歷過神權膨脹的階段。

比如中國，上古時代的殷商，就是一個神權至上的國家，商代巫史不分，稱作“貞人”，商代王室一切大事都要由貞人占卜，又可細分為巫（溝通人和神）、貞卜（占卜吉凶禍福以決定國家大事）和作冊（管理典籍和冊命），他們是王朝權力機構的核心之一，不但對國家大事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權，還主宰了文化、教育、人事和記錄等一應和文史有關的權力，和負責行政的“尹”系統構成王室權力中樞的兩極。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最早中國文字——甲骨文，就是商代王室在重大軍政決策時透過“貞人”向鬼神徵求意見的卜辭。孔子、墨子在回憶商代制度時都指出，商俗“敬天事鬼”，神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甲骨文中顯示，如果軍政大事神和“人”（大臣貴族）意見相反，則以神（卜辭）的意見為準。

西周的情況與之類似，中樞外朝設負責行政管理的卿事寮，和負責宗教文化歷史的太史寮，兩者地位幾乎相當，周武王滅殷後第一任卿事寮首長是周公旦（太師）和召公奭（太保），而第一任太史寮長官是畢公高（太史），周公旦是文王第四子，畢公高是第十五子，地位相若。

但到了東周，太史寮機構煙消雲散，太史僅限於記載國君言、動，掌管曆法，祝、卜等更淪為重大典禮上照本宣科的司儀，其地位從公、卿直線跌落到大夫甚至連大夫都不如的低谷。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早年史官的崇高地位並非因為國君重視歷史，而是因為巫史不分家，而商俗敬天事鬼，對天意唯命是從，能夠傳達天意的“巫史”當然可以一言九鼎。周戰勝商被認為是人意對天意的動搖（據說滅商時天象顯示不利，但周武王堅持進攻並取得勝利，這讓周人認定“天道不足恃”），因此西周王室對卜筮和巫祝，甚至天命已不像商那樣看重，雖然循舊例設立了地位崇高的太史寮，但已不再事事問卜，更不會盲從卜筮，從傳世的毛公鼎可知，西周後期毛公已身兼卿事寮和太史寮長官，而他是行政官員，這表明太史寮的地位已經動搖，只是制度尚未改變，等到平王東遷，天命觀進一步被撼動，太史寮連辦公室都丟了，太史只是憑藉尚算“獨門絕技”的歷法知識，才勉強保住了在朝廷的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殷商是一種半遊牧、半商業的流動性文化，這和猶太、基督、M等三大宗教興起的中東一帶民族特性很相似，而開始懷疑“天道”的周人卻是農耕民族，這也表明農耕民族對天命的認識比較通透，對神的信奉則帶有很多實用主義色彩。

到了春秋戰國，因為頻繁的興亡跌宕，“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成為知識階層共識，就連殷商後裔孔子都“敬鬼神而遠之”，主張對神學採取實用主義態度，神權自然無從談起，墨子一派恢復“敬天事鬼”的努力因為頻繁的戰爭和吞併變得迂腐小眾，後世個別帝王也曾試圖尊奉佛、道之類宗教，但都難以在官僚、士大夫和民眾中形成統一認識，最終很快遭到反轉和悲劇性下場，而他們的悲劇性下場又被後世引為教訓，從而更加杜絕了建立神人二元化國家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古代這種神權始終無法佔據壟斷地位的現象，還和兩個關鍵有關。

首先，國外神權獨大的要素，是神職人員階層壟斷教育和文化權，這種現象在中國僅出現於商代和西周早期，到西周中後期貴族就建立了完整教授“六藝”的官學，而春秋中後期又興起私學，教育和文化不依賴於神權而獨立興起，神的神秘性和重要性自然也就隨之大幅下降。

其次，中國自周開始就和其它一些農耕文化民族一樣，將祖先崇拜看得至高無上，大至國，小至家，無不以祖宗宗廟、牌坊和陵墓為祭祀的重點，“祖宗”在則家國存，“祖宗”滅則家國亡，如此一來就將“獨一神”之類形而上的崇拜至於可有可無的地位了。正因為看到這一點，南北朝時的一些和尚才試圖掀起“只拜佛祖”的運動，讓佛門子弟不拜父母、君王和官長，明清之際西方保守派傳教士才會如臨大敵地瘋狂打壓利瑪竇、湯若望等開明派承認中國信徒尊孔祭祖權力的行為，因為他們深知，中國人這種對血緣關係、祖先和行政官員的尊敬，是建立超越這一切世俗關係的一神崇拜之最大障礙。問題是不但民間對強行剝奪“上墳祭祖權”普遍反感，各朝各代的管理者也多半心中有數，所以針對佛教徒的跋扈，才出現所謂“三武一宗”的反擊，而清代康熙、雍正多次直接下詔斥責天主教廷禁止中國信徒尊孔祭祖的做法，並在教廷正式下達禁止祭祖敬孔敕令後在雍正元年（1723年）直接禁止基督教在中國人中傳播。

應該指出，中國民間的“家國”觀念和帝王時代的皇權獨大，讓需要建立凌駕於行政權、帝王權之上權威的神權無從下嘴。

日本歷史上也曾試圖建立神權國家，其“神”則是日本土生土長的“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因為日本天皇世系一直傳承未斷絕，原本是天皇“家神”的天照大神順理成章也就擁有特別的地位。但這個“神權”實際上大多數時候僅具有理論意義——理由和中國相反，不是皇權太強，而是皇權太弱。

日本進入中世紀后皇權很快旁落，鎌倉、室町、江戶三大幕府相繼成為日本實際的統治者，為時長達682年，既然幕府才是日本真正的主宰，和天皇血脈相連的“神”自然也只能和天皇一起被架空，而一些地方上的宗教勢力（如大名鼎鼎的佛教一向宗）則會成為幕府和諸侯政治、軍事博弈的棋子和犧牲品，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神權獨大的地位。等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試圖借推崇“天照大神”來強化法西斯統治，但時代變了，加上日本在二戰中徹底失敗，這個計劃自然也就只能泡湯。

時至今日，在中國許多農村和小城鎮，仍有一些打著“神”的幌子，阻止信徒及其家屬祭祖、掃墓的行為，說到底，這正是外來宗教和中國人爭奪“神權”和話語權鬥爭的延續，對此必須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