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代出版的《孤獨的人群》中，大衛·里斯曼把中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發展過程描繪為兩次革命：第一次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以及17、18、19世紀的政治革命等為標誌，這次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家庭結構與性格結構。但在發達國家，這次革命正在讓位於第二次革命，“即隨著由生產時代向消費時代過渡而發生的全社會範圍的變革。”（1）（P6）正是這次革命，使發達國家進入到了消費社會，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分析也就成為當代哲學家、社會學家討論的主要課題之一，鮑德里亞是其中一位傑出的代表。鮑德里亞關於消費社會的批判理論，集中體現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在鮑德里亞看來，隨著消費社會的產生，消費取代了生產的地位，成為支配著整個社會結構的存在之光；「在消費社會中，我們消費的並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透過消費體現著自己的社會地位與身份的過程，因此消費是符號意義體系結構，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根據」。對於這一新的社會形態，鮑德里亞既從馬克思的生產理論出發，將之看作是資本生產邏輯的必然結果；又從符號學理論成果出發，揭示作為意義結構體系的消費本質，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進入到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鮑德里亞關於消費社會的分析，不僅構成了他思想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對於我們理解當代西方以及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文化，也具有借鑑意義。
一、消費：彌散的“存在”之光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中，消費從屬於生產的過程，消費就是對物品的需要與滿足。但在鮑德里亞看來，隨著物體系時代的來臨，消費這一概念的內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今天，消費不再是一種被動的吸收過程，消費是一種建立關係的主動模式，這種關係不僅體現了人與物品間的關係，而且也體現了人和集體以及世界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種主動的關係模式中，我們形成了一種系統性的活動模式，形成了對物體系的全面性的迴應。消費的物件不再是傳統消費中所謂的物質性的單個物品和產品，我們不是在消費食物、衣服等，成為消費物件的物品，必須是物體系中的物品，物體系就像語言結構一樣，規定著個別物體的意義與功能，「也就是說物品必須具有一個外在於它並作為意義指涉的關係結構，物品本身被組織為表達這個意義體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費不再是因為它首先具有物質性的特徵，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物，是一種“個性化”的、處於符號差異體系中的意義物件。被消費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與物品之間的關係結構本身，這種關係已延伸到歷史、傳播與文化關係的所有層面，而且最後所有的關係理念都成為了消費品。因此，在消費之光的照耀中，一切都成為了消費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進入到消費社會（2）。
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構成了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邏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都成為了消費品，不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體、心理、觀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謂的自然性慾在今天都難以逃脫成為被消費的物件，或者說，「在今天，凡是不能成為消費物件的東西，都不具有存在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物都只能存在於消費場中，物品和產品擺在那裡就像是擺在一個耀眼的舞臺之上、擺在一種神聖化的炫耀之光中，海德格爾所追求的“在場性”，在消費社會倒是真的“實現”了。［1］傳統哲學的本體論追求、弗洛伊德的自然性慾的張揚，都變成了資本主義新一輪的神話，勒斐伏爾的革命烏托邦思想，也只是完成了革命觀念的消費過程。
第二，消費品的普遍存在，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著合法性的根據。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首先論證了資本主義平等的神話。平等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基礎，但在資本主義大工業化程序中，平等並沒有體現出來，特別是在日常生活層面上，物質條件的不平等就是無可辯駁的。而進入消費社會後，福利革命則力圖實現平等的諾言：即在需求和滿足原則面前人人平等，在物與財富的使用價值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鮑德里亞說：“‘福利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或簡單地說是任何一場原則上宣稱人人平等，但又沒有能夠根本上實現這一革命遺囑的繼承者或執行者。”（3）（P50/34）鮑德里亞認為，福利國家和消費社會里的所有政治遊戲，就在於透過增加財富的總量，從量上達到自動平等和最終平衡的水平，來消除人們之間的內在矛盾。因此消費社會的平等實際上是一種平等的幻覺。但正是這種幻覺使消費擺脫了意識形態外表，成為不在場的純潔證明。在這個意義上，消費又是在“不在場”中為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合法性根據。
與平等幻覺相關聯的是增長的合法性。消費社會使所有的人都承認豐裕的自然性，我們把物品的豐盛當作一種自然性的存在來接受的，這就是對增長的自然主義態度，而當我們認可這一點時，我們也就相應地接受了這個社會是一個物品過剩的社會，一種民主的社會，貧乏或不平等只是豐裕的額外後果，消除這一額外腫瘤的方法就是福利政策，這是一種內在的迴圈論證。與這種理想主義相對立的是對增長的另一種看法，認為正是增長帶來了不平等，以此對增長提出批判。但在鮑德里亞看來，增長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這是一個假問題，“實際上，‘豐盛的社會’與‘匱乏的社會’並不存在，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因為不管哪種社會，不管它生產的財富與可支配的財富總量是多少，都既確立在結構性過剩也確立在結構性匱乏的基礎上」。”（4）匱乏與不平等本身正是消費社會所要捕獲的內容，同樣，關於匱乏與不平等的批評也是消費社會所要捕獲的內容，因為這種匱乏與不平等反而成為豐裕的合法性基礎。這表明消費社會的合法性與社會體制層面的合法性構成了一種共謀關係，在整個體制與意識形態中瀰漫開來。
第三，消費的“個性化”，使個人患上了消費“強迫症”，只有將自己的一切都置於消費之中，人們才能獲得安寧感與實在感。現代社會是追求個性的社會，而個性的獲得就在於自己消費的物品不同於他人消費的物品，物體系之所以作為系列出現，正與現代社會“個性化”要求相匹配，這使得現代“個性”永遠與消費物的獲得具有同構性特徵，可以說，個性的獲得是透過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但問題還不在於此，在鮑德里亞看來，現代拜物教的深層表現在於，我們不再把自己的消費定位於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於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透過將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來，構成自己膜拜的物件。比如，我們將自己的身材，或者是身體的一部分孤立出來，進行保養，而這種保養的過程表面看來是對商品的消費，而實際上卻正是消費著自己。表面上，我們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個性，而在深層上，當這種身材的保養成為社會的普遍標準時，不保養身材就是沒有進入到消費社會的標誌，這構成了現代人的深層負罪感。這是拜物教的迴轉，從外在的膜拜迴轉到了自身的內在自戀。只有當我們不斷地將自己作為消費物件來消費時，我們才能獲得真實存在感與安寧感。
當人們只能從消費之中獲得安寧感與存在感時，消費本身便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過程，“消費並不是這種和主動生產相對的被動的吸引和佔有，好像這樣我們就可以依據一種天真的行為（及異化）圖式來權衡其得失。我們在一開始便必須明白地提出，消費是一種建立關係的主動模式（而且這不只是人和物品之間的關係，也是人和集體與和世界間的關係），它是一種系統性活動的模式，也是一種全面性的迴應，在它之上，建立了我們文化體系的整體。”（2）（P199/222）因此，我們不得不在“發明”消費的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延續，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的總動員並不是在生產的技術層面完成的。因為在這個層面上，總動員還是以外在的強制性方式實現自己，而在消費社會中，社會的總動員深入到人的內心，以一種自覺的“強迫性”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且這種自覺性的“強迫”恰恰是一個願意進入的過程，可以說，一種自虐性的心理透過消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整體結構中。“這樣便可把消費定義為一種完全唯心的、系統性的行為，它大大溢位人與物品的關係和個人間的關係，延展到歷史、傳播和文化的所有層面。”（5）而在這個結構中，無意識正是消費社會的共謀者。從這裡可以看出，透過無意識的革命，至少在鮑德里亞看來也是行不通的。
二、消費社會的雙重邏輯分析
理解了消費社會是一個全面的主動的結構，消費之光彌散到一切存在中之後，鮑德里亞就需要對消費社會進行深層的透視。正是在這個分析中，鮑德里亞一方面承襲了馬克思分析商品社會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狄波特、勒斐伏爾特別是巴特的理論為基礎，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解碼。因此，鮑德里亞是從雙重邏輯來分析消費社會的。在第一個層面上，鮑德里亞遵循的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思路，把消費當作生產體系的必然結果來談論。「生產是資本的運動過程，消費是資本生產體系的必然結果與邏輯延伸」。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馬克思在談到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時指出：“無論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作一個主體的活動或者許多個人的活動，它們總是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費，作為必需，作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的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個過程藉以重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物件和透過消費這個物件返回到自身，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和把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6）（P31）
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被納入到了資本的生產體制之中，並作為商品的形式表現出來，生產提供給消費的並不只是物品，它還賦予消費以確定的外形、特徵和結果，或者說，在資本的“以太”之光中，如何消費本身就是被生產所規定的，它已經擺脫了自然經濟時代那種自發的過程，只有當消費本身擺脫了這種自發的過程時，消費才能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驅動力。因此，以自然需求作為消費目的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解釋，在馬克思那裡受到了批評。鮑德里亞深深地領會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面對從自然需要而來的消費理論，鮑德里亞指出：“如果人們同意需求和消費實際上是生產力的一種有組織的延伸，那麼，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釋：它們與作為工業年代主要道德的生產本位主義和酷似清教徒的倫理有關。”（3）（P76/66）“在這裡，我們會合了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邏輯：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識、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產體制中被整合為商品，也被物質化為生產力，以便出售，同樣的，「今天所有的慾望、計劃、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關係，都抽象化（或物質化）為符號和商品，以便被購買和消費。」”（2）（P201/224）因此，資本生產體系決定著消費體系。鮑德里亞堅持這一點，就堅持了對消費社會的歷史性與批判性分析，消費社會就不再是一種自然性的神話，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與馬克思那個時代不同的是，今天，消費本身構成了生產體系的替代性體系，消費在今天已經成為主導性邏輯。凱倫納認為，鮑德里亞的這個分析，是對新馬克思主義分析思路的延伸，這也是鮑德里亞最接近馬克思思路的地方。（7）（P14-18）
實際上從生產體制分析消費，這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邏輯。但在法國的新馬克思主義思路中，由於受到了結構語言學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巴特運用語言學來分析大眾文化的影響，狄波特與勒斐伏爾已經意識到必然注意結構語言學在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中的地位問題。深受巴特與勒斐伏爾影響的鮑德里亞在分析消費社會時，雖然在主導思路上遵循著馬克思的生產邏輯，但鮑德里亞已經將符號學運用到消費社會的批判性分析中，這是從《物體系》到《消費社會》中一直強調的一條思路。鮑德里亞認為，只有在這個分析邏輯中，消費才能作為一種主動的結構真實地呈現出來，即消費本身構成了一種意義領域，這個意義領域成為吸引著人們消費的“黑洞”，使人忘情地被吞沒於其中，但在表層上，正是“我”主動進入的過程。因此，對鮑德里亞而言，就要揭示消費社會中這個具有自我意義的結構，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沒有深入分析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也是鮑德里亞分析消費社會時具有創意的部分。
鮑德里亞要分析的問題是：雖然消費受生產邏輯所支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本身已經構成了一個具有文化意義的自組織領域，在這個自組織領域中，一切物品都變成了具有文化符號意義的物品，也就是說，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層面讓位於物品的符號文化層面。“物品在其客觀功能領域以及其外延領域之中是佔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內涵領域裡，它便只有符號價值，就變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隨心所欲地替換的了。”（3）（P76-77/67）因此，對現代消費社會的分析，就必然深入到符號學中，在透過生產邏輯加以分析的同時，也要透過對符號內在運轉過程來揭示消費。這構成了鮑德里亞分析消費社會中的第二重邏輯。
從符號學的觀念來看，消費作為一種主動的結構，是一個以符碼編碼組織起來的結構，而個別的消費行為就類似於言語的作用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個體性的消費本身就是在語言意義上的消費內打圈圈的過程。符號學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符號，而符號又分為能指與所指，符號的變化關係就取決於透過能指而實現的對比替換過程，這種對比替換就是一種差異性的產生，這種差異性之間的替換關係才能形成具體消費品之間的系列關係，這種系列關係又似乎體現了“個性化”的要求，但實際上這種個性化的要求只是符碼編碼的必要結果（3）（P87-88/80-81）。正是對比替換的關係，使得消費的物品之間具有了相互替代的功能，而這是象徵時代無法理解的，因為那時的消費侷限於物品的實用功能層面，今天雖然這個實用功能層面是無法替代的，但當物品過渡到符號-物時，一切物品都可以相互替代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意指關係構成了意義的產生過程，而差異則使意義可以無限地被生產出來，「當意義與符號的外在環境結合起來時，就完成了從意義向意識形態的轉變過程，這才構成了大眾文化的內涵」。在意義的這種產生過程中，符號以一種形式化的、去除內容的方式發生作用，作為一種“虛空”的符號就起到了吸收大眾的功能，因此消費社會中的消費就是一種被符號的意指體系所吸收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卻是以大眾主動地被吸收為基礎的。這才是消費社會中符號意義邏輯的運轉過程。
消費被符號所操控，這構成了消費社會的深層邏輯。符號操控消費的目的，在於社會區分原則，即透過對符號-物的佔有和消費，個體將自己的社會地位凸現出來，使自己與他人不同，符號-物的意義就在於這種社會區分的邏輯中，也正是在這種社會區分邏輯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完成了另一種支配與控制，即透過主動地進入到消費社會中，透過身份的差異無意識地認同了消費體系以及相應的物體系。鮑德里亞的這一想法，成為後來消費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理論生長點。布林迪厄、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都曾經考察過商品是如何被用來標識人們的社會差異，如何扮演溝通者的角色的。但鮑德里亞並沒有將這個過程擴大化，而是嚴格遵循著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的歷史性方法。鮑德里亞認為，物品轉換為符號-物，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對我們來說，具有社會學意義併為我們時代貼上消費符號標籤的，恰恰是這種原始層面（即自然用途）被普遍重組為一種符號系統，而看起來這一系統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特有模式，也許就是從自然天性過渡到我們時代文化的那種特有模式。”（8）當物品進入到符號邏輯時，物品的消費變成了一種地位和名望的展示，按照薩林斯的看法，這已經是一種文化經濟學所要討論的內容了。從深層上批判消費社會，就必須對符號在消費社會中的經濟學意義進行揭示，走向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三、走向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消費社會的雙重邏輯使我們看到，對於消費社會的批判來說，必須從兩個層面進行批判：一是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從資本的生產邏輯來分析消費，把消費看作是資本生產的內在環節，它是由資本生產過程決定的；一是從符號學視角來看，既然消費本身構成了一個意義領域，消費物是一種符號-物，那麼就必須對構成意義的符號意指過程進行批判分析。但深層的問題在於：這雙重分析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是一種平行的關係，還是一種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關係？這正是鮑德里亞走向符號政治經濟學時需要解答的問題。
按照傳統的觀念，一旦我們進入到意義或文化體系領域時，我們一般都將之定位為“上層建築”中進行分析，然後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邏輯，文化意義領域就可以簡單地得到解釋。這是一種功能主義的思路，在這個分析中，文化邏輯總是依附於經濟功能之上。如果說這個邏輯在生產的時代還具有直接的生活前提的話，那麼在消費社會時代，這個邏輯本身就需要反思，因為在消費社會時代，物作為消費物時，首先不是作為生產出來的功能物出現的，而是以文化為中介透射出來的符號-物，這時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僅從生產邏輯出發就遠遠不夠了，批判就必須從生產邏輯進入到文化自身的內在邏輯，或者說在消費時代，生產本身就是以文化為中介的，於是對生產的批判分析本身就是對文化的批判分析，這時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文化批判走向了同一個批判指向。
關於這一點，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做了一個較為明確地表述：“政治經濟學是在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種價值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的領域如今已經四分五裂了，必須以普通政治經濟學的形式來對它進行徹底的重新分析，這意味著，象徵性交換價值的生產和物質產品及經濟交換價值的生產乃是一回事，它們也遵循著同一個運作過程。因此，就與物質生產的關係而言，對符號和文化的生產進行分析時不再將其看作是外在的、隱秘的或‘上層建築的’；它是作為政治經濟學本身的革命而出現的，它因象徵性交換價值在理論上的和實踐上的介入而獲得了普遍的意義。”（9）（P130）符號的結構及其意指過程與經濟生活過程具有了同構性的特徵，這種同構性使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符號批判理論具有了同質性，於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過程已經變成了符號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過程，在過去作為“經濟基礎”進行批判的地方，文化批判同是在場了，甚至可以說，對符號及其意指過程的文化批判成為消費時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
在這裡，我們表面上似乎碰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問題，即需要對資本主義文化進行批判，但從深層上來看，鮑德里亞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思路大相庭徑。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中，他們透過工具理性的批判深入到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但對於這種文化邏輯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設定的是一種超越性的主體觀念，即從盧卡奇開始，一種超越於技術理性之外的主體觀念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基石，這種主體性觀念雖然在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發表之後，有著理論邏輯上的轉折，但一種美學的救贖觀念使主體性的理想是無法消除的。透過文化意義的重新理解，這種主體性成為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超人”。但在鮑德里亞這裡，消費社會中的文化邏輯不再是一種意義的重現問題，因為意義本身已經是符號編織的結果，正是符號的編織作用，使符號在意指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意義成為吞沒主體以及“個性化”內容的泥潭，或者說，正是符號的編碼過程形成了現代的主體性、個性與意義［2］。這時批判理論遇到的不再是如何在文化中揭示其內在的真正主體性問題，而是文化本身的符號編碼過程是如何實現的。這正是鮑德里亞借用符號學的意圖所在。
從符號學入手，消費社會出現的是一種新的意義結構，這種意義結構的產生源自於語言符號學的對比替換關係，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就是一種社會身份區分的邏輯。在區分邏輯的作用下，人們的消費過程，不再是對個別物的使用過程，而是每個物都表現著一種符號價值體系中的一個元素，這種符號價值本身具有了一種區分作用，使人們之間的等級關係呈現出來，因此只有借用符號學理論才能揭示社會區分的內在結構。在鮑德里亞的分析中，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比：首先，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過於簡單了。按照他們的觀念，資本主義大眾文化興起之後，所有的人都一樣，例如所有的人都看同樣的電視，過去所謂的階級消解了。而按照鮑德里亞的看法，以大眾文化為媒介基礎的消費社會中，這種表面上同質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身分的區分過程，如果按照法蘭克福學派的觀念，這種符號的區分過程就無法揭示出來；其次，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將大眾文化當作是“本真性”失落的文化，主張摒棄大眾文化，而按照鮑德里亞的分析，對於消費社會中的大眾文化必須認真地進行符號學解碼，只有透過解碼才能以一種新的符號體系來替代現有的符號體系。在這裡不再是簡單地以主體性來實現革命性的替代，而是另一種替代的方案。對於這點，美國學者波斯特這樣來評論鮑德里亞：“馬克思的商品概念始終沒能達到這樣的分析水平。他忽略了交換價值藉以變成一種表意符號的轉型過程。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機器是以生產和勞動作為其模型的，所以它不可能使‘生產符號的社會勞動’能被理解，而這種社會勞動基於一種不同的邏輯。符號流通本身就能生產剩餘價值，這是一種不基於利潤而基於合法性的價值。至此，鮑德里亞欣然論證，他對資訊的分析與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是平行的。就在馬克思主義因為不能譯解商品符號學而變成‘意識形態’之處，鮑德里亞進來了，他豐富並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使它符合發達資本主義的新形勢。”（10）（P148）這實際上也表明，鮑德里亞從符號學而來的對消費社會的批判，的確具有理論啟發意義。
在《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雖然是從雙重邏輯出發來建構自己的理論，但在雙重邏輯的思考中，鮑德里亞很明顯傾向於從符號而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建構，這種觀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得到了明顯的表現。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鮑德里亞的早期思想發展中，雖然他力圖將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但這種看似回到馬克思的理論建構，卻又蘊含著擺脫馬克思的理論邏輯，最後必然使鮑德里亞在《生產之鏡》和《象徵交換與死亡》中全面批判馬克思的生產哲學。鮑德里亞的批評雖然富有啟發性，但這種否定性的批判，也使他失去了吸收馬克思理論中合理的內容，從而走向了馬爾庫塞式的大拒絕思路（11），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並不能為未來社會提供一個建構性的社會理論基礎。這是我們面對鮑德里亞富有洞察力的理論思考，面對當下的消費社會時需要反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