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茅海建
敬告：此篇乃本人讀書筆記，既不作商業運營，也非專業性的解答，但保留著作權。因本人初學，文字間多有謬誤，歡迎知友們批評指正、友好交流。特此告知。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是晚清史書籍中，一部高屋建瓴的著作，不僅是因為討論中國近代史的標誌性開端事件——鴉片戰爭，而且丟擲了一系列可以放諸整個近代史學習過程當中，都應該不斷思考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於，
我們在反思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是否採用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茅海建先生在論著中就提到，我們之所以未能及時在戰敗後激發出奮起直追的動力，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採用了忠奸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評判整個事件。認為被罷黜的林則徐如果能持續得到道光帝重要，或許結果會好一點。但事實上，林則徐未必能起到這樣逆天改命的能力。
第二個問題在於，
歷史究竟是人的歷史，還是制度的歷史。
如果是制度的歷史，制度一直在各代精英的創造和完善下，逐漸趨於完善，甚至發育出一種超穩定結構，那麼這種完善究竟是不是一種進步？如果不是，那麼人民應不應該享受一種遠離戰亂與紛爭的靜謐社會，制度應不應該具備穩定性？
第三個問題在於，
道德的訴求，在政治邏輯中應不應該被遮蔽？
道德的評判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無論是儒家的綱紀倫常，還是歷史唯物主義，抑或西方的普世價值，大行其道都必然干擾到理性政治。理性現實主義，便是黎塞留、俾斯麥、帕麥斯頓所秉持的一套現代政治的法則，但又使之流於利益的交換，失去了社會長遠治理的理想。道德，抑或說是大義，究竟應該置於怎樣的位置。
第四個問題是認知層面上的。我們強行將近代史的起點，放在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近代史的結束，則放到了五四運動。事實上，這都是人為的分割。如果站在宏觀歷史長河當中，從1840年到今天，或者今後更長一段時間，中國重返世界巔峰，那麼這期間落後、動盪、復興的一兩百年，會不會就跟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一樣，被視為中國政治史中脫胎換骨、先抑後揚的完整一部分，而不再強行區分“近代”和“現代”概念。如果真是這樣，
近代中國算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嗎？
中日之間的競爭，到頭來又是誰的覺醒更徹底更充分呢。
第五個問題在於，
與世界的聯絡，是否促進了中國內政的改善。
無論中國願不願意，我們已經是全球文明中的一部分，不得不與整個世界打交道。我們天下共主的世界觀已經徹底崩壞，我們國家的執政者要受到世界其他國家和文明的制約，不能再高高在上，視百姓為芻狗。以前宋明清的皇權靠文官集團制衡，如今又多了外部力量的監視和制約，是否會催動一種新的治理模式誕生，能夠兼顧效率和民主，比之西方更容易在這個時代脫穎而出。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乎個人。這個國家的奇觀就在於，置於頂層的極少數人就能左右國家的命運。如果偏偏那個人就是你，
當看到一條不確定的路時，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振臂而呼？
對了，萬古垂青。錯了，遺臭萬年。群體的智慧大約就在這裡，將選路的責任推向多數人，或許能更趨向理智吧。克里米亞公投如此。英國脫歐公投亦是如此。
《天朝的崩潰》大約是我書架上水平最高的一類書之一，考據詳實精當，立論震耳發聵。這是我第二次閱讀此書，以作為我這一階段晚清史學習的濫觴。
以下是原書摘錄，以及部分閱讀中的思考。
1。 古往今來的賣國者，對自己的行為還有一個堂皇的解釋，即為了遵循某一種主義，實現某一種理想。
2。 藩屬國以外的國家，包括西方各國，清王朝一般皆視之為“化外蠻夷之邦”，在官方文書中蔑稱為“夷”，並在其國名上加“口”字旁。
3。 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國最先進的事物，經過儒家教義的折光，頓時變為最荒謬不堪的東西。君主立憲，在皇權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權；經商貿易，在農本主義面前，顯為捨本求末；追逐利潤，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舉；至於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雞司晨之類的“夷俗”；即便令人興嘆的西方器物，享用賞玩之餘，仍可斥之為壞人心術的奇巧淫技。
4。 各地大吏在政治上並無定見，惟以揣摩皇帝旨意為能事，以討皇帝歡心。琦善在這一方面堪稱高手。他同意嚴禁，並非表示其歷來對鴉片深痛惡覺，而是已看出道光帝的意向，投機適應。
最近的研究也已證明，促使道光帝下令嚴禁鴉片的，不是林則徐，而是琦善。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摺，得知天津查獲鴉片13萬兩，感到情勢嚴重，遂下令調林則徐進京。
5。 琦善賣國說的根由在於：他不主張用武力對抗的方式，來制止英國的軍事侵略，而企圖用妥協的方式，達到中英和解。於是，“妥協”即被目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賣國”。帽子正是如此一頂頂地戴到了琦善的頭上。
6。 在皇權至上的社會中，天子被說成至聖至明，不容許也不應該犯任何錯誤。儘管皇帝握有近乎無限的權力，因而對一切時間均應該負有程度不一的責任；但是，當時的人們對政治的批判，最多隻能到大臣一級。由此而產生了
中國傳統史學、哲學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矇君主，濫用職權，結黨營私，施橫作惡，致使國運敗落；一旦除去奸臣，聖明重開，萬眾歡騰。這一類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擔壞事的責任，至多不過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讓奸臣去承擔責任，充當替罪羊。
若非如此，將會直接批判到皇帝。這就衝犯了儒家的“禮”，是士人學子們不會也不願去做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種解釋，儘管妥協的決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協的失敗責任卻應當由執行者琦善來承擔。
7。 在當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官僚士子們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責道光帝，並非出於思想上的壓制，卻恰恰出於思想上的自覺。
8。 用忠臣而摒奸臣，這是中國古典政治學中最常青又最常見的定理之一。
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直接結論是，中國欲取得戰爭的勝利，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黨、重用林則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觸動中國的現狀。也就是說，只要換幾個人就行，無須進行改革。
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須加強中國的綱紀倫常，強化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所暴露出來的，不是天朝的弊端，不是中華的落伍；反而是證明了中國的聖賢經典、天朝制度的正確性，壞就壞在一部分奸臣並沒有照此辦理。於是，中國此時的任務，不是改革舊體制，而是加強舊體制。
【餘論】這樣的理論，側面提出了一個問題，歷史究竟是人的歷史，還是制度的歷史。如果歷史是人的歷史，是非功過就應該讓具體的人來承擔。如果是制度的歷史，那麼按照中國政治逐漸走向穩定的集權與統一，就應該是歷史的正確，又有何可詬病的？
9。
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
所謂“以史為鑑”，正是面對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穫。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歷史學本應當提供這種力量。
10。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鴉片戰爭時期中英武器裝備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清軍使用的鳥槍，其原型和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繩槍，此後幾經改良，成為主要單兵火器之一。英國此時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兩種軍用槍：一是伯克式前裝滑膛燧發槍。其點火裝置為磨擦燧石。二是布倫士威克式前裝滑膛擊發槍。點火裝置為擊發槍機撞擊火帽。
由此可以看出，與英軍相比，清軍鳥槍在型制上的缺陷是：槍身太長，裝藥、填彈和射擊均為不便；點火裝置落後，風雨天效能極差。而在效能上，又有著射速慢、射程近兩大致命傷。
11。 到了清康熙朝之後，中西武器裝備的差距急劇擴大，除了科學和工業兩大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戰爭規模的縮小。這就使清王朝不是繼續著力於研製新武器而獲取更大的優勢，而是著力於壟斷這種優勢的軍事技術，不讓對手或潛在的對手掌握。也就是說，清王朝的重點不是研究而是保密。
清軍的鳥槍是大有差別的。其最優良者為御用槍，當時已有了燧發槍。明末清初，中國在引進西洋大炮時，同時也引進了“開花炮彈”的技術，為御林軍專有。然而，久不使用，就連統治者本身也都忘記了。左宗棠感嘆：“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12。 正如一位西方人，1836年8月在《中國叢報》的一篇評論清朝軍事力量的長文中，一開頭就提出的那樣，“
今天，作為評價各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的標準，最正確的大概是：每個社會在‘殺人技術’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毀滅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種類多少，以及運用它們的熟練程度。
”
13。 在總兵力佔優勢的清軍，在各次戰鬥中並不具有很大的優勢，有時反處於劣勢；在本土作戰的清軍，並不是總能以逸待勞，有時反疲於奔命。
清軍是靠武力鎮壓而建立起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軍隊是其支柱。但是，當時清朝沒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權也不準建立地方性的內衛部隊；維持社會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軍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務。從外部環境來看，儘管清朝數次在邊疆地區用兵，康熙年間還在東北地區與俄羅斯作戰，但四裔賓服之後，清軍並無強大的固定的敵手。顛覆清朝的力量在內而不在外。這些決定了清軍的基本職責是防民為主，內衛為主的性質。
清軍的編制明白地說明了它利於分散治民，而不利於集中御外。
14。 抽調是鴉片戰爭中清軍集結的唯一方法。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實際動員的部隊共約10萬。太平天國戰爭時，地方糜爛，無秩序可言，其抽調的兵力高於鴉片戰爭，其中反映出來的清王朝的態度，說明他們視社稷重於國家。
15。 鴉片戰爭即將結束時，欽差大臣耆英和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去英艦拜訪英國全權代表，看到艦上有一批青年，即身穿制服的隨軍實習生，為他們從小就學習軍事學術而震驚。伊里布對此評論道：“這麼年青的孩子，應當在學校裡吸收‘絕理智的學問’。這不比到戰艦上學習如何打仗更好嗎？”
16。 當權力與金錢一樣上市流通之後，即可產生威力無比的社會腐蝕劑，當軍隊將財神奉為戰旗時，腐敗已不可逆轉。
世界上可以有一萬種罪惡而安然無事，唯有一種足以致命：執法犯法。
17。 按照清朝官員的責成規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時宣佈本境內消滅了吸食者，無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現，應按未完事件例受罰；若地方官宣佈本境內已消失吸食者，那麼，一旦此後發現癮君子，無論該官調遷何處，都應按失察例受罰。這如同第二十二條軍規，地方官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受罰的命運。
因此，他們主張加強查處販煙、售煙。因為販運、銷售的行為可以解釋為過境性、偶然性的，捉住一個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無責任可究。當然更聰明的方法，就是將禁菸的責任推向海口，內地官員自可擺脫干係；能夠推到廣東則更妙，禁菸就成了廣東一省官員的事務，其餘省份自可樂得輕鬆。
18。 林則徐禁菸之初，仍未將矛頭直接對準外國鴉片商人，二是拿為他們作保的行商開刀。1839年3月22日，當他得知已被清政府明令驅逐的大鴉片商販顛地在廣州商館鼓動拒繳鴉片時，才下令傳訊顛地。然而，執行命令的南海、番禺兩縣官並未派兵，而是派行商去請他。顛地拒不從命，反過來要求林則徐出具蓋印的文書，保證他能在24小時之內返回。3月23日，兩位行商身帶鎖鏈，去商館聲淚俱下地乞求顛地從命，否則自己會被殺頭。顛地仍不答應。最後由商館裡的外國商人討論後，另派4名外商向廣東地方官員解釋顛地未到的原因。威嚴無比的飭令，變成聲淚交加的乞求。整個行動讓今人看起來如同一場拙劣的滑稽戲。
於此我們又可以看到當時中英關係的另一個方面。當尊嚴的天朝屢屢拒絕與蠻夷平等相交之時，桀驁不馴的外國商人也確實像蠻夷那樣無視天朝的法令。在這些人的眼中，天朝的威嚴只不過是掛在空中飄蕩的幌子，一切法令規則的關節在於陋規和賄賂的數額，行商也罷，官員也罷，反過來倒成了蠻夷。
19。 鴉片戰爭，從理論上或概念上說，這是兩種不同文化間的衝突。
當兩種各有其特殊體制、風格和價值觀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觸時，必然會發生某種衝突。
使英國人同中國人相接觸的是商業，鴉片戰爭爆發前十年，商業最重要的一環是鴉片貿易，而中國人竭力想取消這一貿易，這是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
20。 林則徐專門分析邊釁問題，認為：“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至多不過是“私約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自粵洋遊弋，虛張聲勢。”因此戰爭即將到來之時，前方主帥竟沒有發出戰爭警報。林則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錯誤。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已經瞭解到英國的地理位置、面積、人口、軍隊、艦船等數目。但是，這些簡單的數字反映出來的直觀條件，使得英國顯得不如中國這般強大。因此，林則徐認為，相對較弱的英國若派軍遠征，勢必有路途遙遠、補給困難諸後虞，因而不會出此下策。他在奏摺和書信中對此都有分析。
21。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
22。 有論者將林則徐利用民眾的種種做法，與後來的人民戰爭相比擬，這是不恰當的。無論是僱勇還是團練，都是清朝的傳統方法，並非是林則徐的自創。除林則徐外，在鴉片戰爭中，沿海各省大吏無不實行此策。至於準人人持刀痛殺，在缺乏一定的組織實施下，很容易流為效能有限的恐怖活動。這些與人民戰爭之間的區別，是極其明顯的。
從另一角度來看，出資僱募社會上最不可靠的一群漁疍人家，轉為官府的倚重所在，更是廣東歷來的做法。嘉慶年間的民間小說《蜃樓志》，曾提到廣東水師不足恃，海匪成災，兩廣總督募匪為勇，以匪治匪，“雖未必能弭盜，而民之為盜者，卻少了許多，庶乎正本清源之一節”。
23。 處在失敗中的人們，找不到勝利的跡象，最容易產生某種希望。林則徐就是這種希望。而且局勢越危急，戰爭越失利，這種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個神話誕生了。一個林則徐不可戰勝的神話，佔據了當時許多人的心，並流傳至今。
【餘論】歷史學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學。我曾想過將自己所汲取的那些真理直接傳授給別人，發現別人根本接受不了，反而會產生多餘的誤解，因為我忽略了接受能力的階段性。將來我的孩子如果問起我鴉片戰爭我們為什麼敗了，我覺得我還是會告訴她，是因為民族英雄林則徐被罷黜了。
24。 以貿易為本、市場經濟的英國，從本國的情勢著眼，企圖以此扼住中國經濟的喉管，哪裡會想到以農業為本，自然經濟的中國對此基本上沒有什麼反應。
25。 道光帝雖然天分不高，卻很少承認自己的過失，更不會承認清朝此時已病入膏肓。他不是從生理上改變機制而謀新路，僅僅是從病理上追求調補療效。他曾經形象地向一名即將上任的官員談到為政治國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因此，一旦出現問題，他總愛把責任推諉於臣子們對他的欺騙，以道德的責難掩蓋機制的沉痾。他常常懷疑大臣們的忠誠，對最親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諭中經常問及臣子們是否具有“天良”，“激發天良”便可治社會百病。對於臣下的功績，他從未苛惜頒以賞齎，但一旦有錯，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毫不猶豫予以嚴懲。在他這種不無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無不謹小慎微，得過且過。官場上粉飾之風大盛。
26。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歷史中，“撫”就如同“剿”一樣，是帝王們交併輪番使用的兩種重要手段。一般地來說，可戰而勝之時用“剿”；戰而不能勝時則用“撫”。用“剿”時命將出兵，討而伐之；用“撫”時往往換馬，諉過於主管官員，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歸常態。
按照儒家的理論，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對於負屈的外藩理應為之伸冤，方顯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實踐，英國本屬化外，若非問鼎中原而一時難以剿滅，作一些遷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蕩皇恩，也不失為是一種恰當的解決方法。
27。 有必要分清兩個問題：一是對侵略者應不應抵抗；二是若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是否仍應抵抗。前者是道德層面的，結論是肯定的，沒有疑義。後者是政治層面的，結論不能從前者引申而來。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區別正在於此。既然正義的反抗並不能取勝，那麼，避免無謂的犧牲也是可以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伊里布的消極避戰不應當視作錯誤。
但是，我們在行為上為伊里布辯護之後，又會發現，我們無法在動機上為他辯護。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極避戰並非出於減少國家、民族、民眾利益損失的考慮，而是為了保全其個人。他恐怕在戰敗之後，其聲名官祿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他沒有拼死一奏，將真相說個明白，使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決策，能立於可信可靠的基礎之上。他的這種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價值取向，無疑是錯誤的。
但是，若冷靜地想一想，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又何曾不是在客觀上催化、助長這種風氣？
28。
道德的批判最是無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層面，事情的細節便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至於細節之中所包含的各種資訊、教訓更是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
檢討道光帝的決策，我們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轉撫一樣，此期的由撫轉剿仍是十分輕率的。從這一時期的硃批和諭旨來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條件的具體內容，而是震怒於英方提出條件的行動本身。“情詞恭順”催生主“撫”，“桀驁不馴”促成主“剿”。他的這種看問題的視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風格所定，而這種表現又在某些方面類似文化革命期間的“打態度”。
29。 從倫敦到澳門，璞鼎查在途中僅用了67天。璞鼎查的快速到達，表明了英國此時在輪船技術、地理知識和殖民體系諸方面的進展。這比起林則徐由北京到廣州花費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幾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買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學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東、西兩個大國越來越近。清朝今後將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強地承受到西方的壓迫。
30。 在顏伯燾督閩的半年中，廈門的防務和清軍計程車氣已有很大的改觀，但廈門之戰依然輸到了家。事實提示著人們，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撤換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近代化。
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31。 人類的自殺行為，依據心理分析，是一種絕望的表現。作為當時頭號主戰大吏的裕謙，他的自殺，本應當是一個明白無誤的訊號：戰爭已經陷入絕望。他的家丁餘升一開始也說過，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為”。可是，這一訊號當時就被扭曲了。
餘升向浙江巡撫劉韻珂稟帖，聲稱：鎮海之敗，是因餘步雲駐守的招寶山先陷，餘步雲逃往寧波，致使金雞山、縣城失守。餘步雲遂成為鴉片戰爭中唯一被問斬的將領。因此，餘步雲被時人及後人定性為“奸臣”，並非出自於史料，而是出自於排列史料的思想。
【餘論】
定式思維，或者如羅傑斯在《個人形成論》中所說的“不開放的經驗主義”，導致人們在判斷、定性一件事情、一個人的時候，一定要“歸納”入腦海中已有的套路當中。
低階的表現形式就是忠奸二元論、十二星座與性格的關係，高階點的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集團說。
32。 就官、民關係而言，清王朝的統治實質上是一種壓迫，是一種對立關係。就連統治者本身對此亦有深度的認識。在此種情勢下，民眾不可能在這場反侵略性質的戰爭中團聚在官府的周圍，成為自覺的同盟軍。清朝在民眾心目中缺乏這種號召力。
33。 後來的歷史說明，西方的大潮衝擊了中國的舊有模式，民眾的生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國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則，作為英國此戰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使倫敦、曼徹斯特和孟買的老闆們大發利市，致使中國在毫無準備和防備的情況下倉促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擺脫迴圈的新途徑。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至本世紀，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作用。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開放若不是在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的現狀又會怎樣？
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遠距離的思辨力。
34。 就歷史的現實而言，南京條約雖是一項苛刻的不平等條件，但作為簽訂人的耆英並無罪責可言。城下之盟，別無選擇。作為戰敗國，再苛刻的條件也不能不接受。
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越早結束越為有利！
35。 為了不致於被誤作貢品，泰勒總統親自審定了禮單：航海地圖，地球儀；六輪手槍、步槍；蒸汽戰艦模型、蒸汽挖掘機模型；關於構築要塞、造船、海陸軍戰術、地質、化學的書籍以及《美國百科全書》；電話機、望遠鏡、氣壓計、溫度計……這自然是為了顯示美國在軍事和科技上的優勢，但就客觀而言，正是戰敗的中國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員卻降之視為奇技淫巧，耆英後來謝絕了。
36。 1871年，李鴻章與日本大藏卿伊達宗誠經兩個月的討價還價，在天津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和中日“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國近代的條約史由此別開生面：雙方均向對方開放通商口岸，雙方均都擁有臨時裁判權和協定關稅權，雙方軍艦均可自由駛入對方的通商口岸……這些不符合西方通行的國際慣例的做法，說明剛剛被從天朝體制轟出來的清朝和剛剛踏入維新之門的日本，同受各自與西方列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影響，都不知道正常的國際關係。
【餘論】
接觸新領域，一定要站在宏觀層面上審視要旨。專營細節而不顧大局，容易在錯誤的方向鑽牛角尖。
鄉土史學，一定要讀時代史和全輿史，才能找準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37。 除了自殺的裕謙，林則徐、琦善、耆英、伊里布、楊芳、奕山、奕經、顏伯燾、劉韻珂、牛鑑、黃恩彤以及道光帝這12人均是鴉片戰爭中負有重大責任的頂級人物。他們對戰敗體會最深，理應有猛烈的反省，有復仇的慾望。可從這12人戰後的經歷來看，琦善、伊里布、楊芳、奕山、顏伯燾、牛鑑幾乎是沒有反應，剩下的5人又可分3類：一是耆英、黃恩彤的“柔夷”；二是劉韻珂的陰制；三是林則徐的對抗，道光帝則在三者間遊移。
一個民族戰敗了並不可怕，但戰敗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順夷”時，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當時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於他們不敢“制夷”。
而林則徐呢？這個問題可分開談。我以為，作為一名士紳、一位民眾，戰後無論以何種形式抗英都不應受到指摘，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命運、民族前程的表現。他們的思想落後、手段陳舊、目標錯誤，應當由當時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來負責。但是，林則徐作為一名賦有思想的政治家，應當有更高的眼光，應當有更負責任的態度，善於將自發的鬥爭納入正確的軌道。我這裡不是對林格外苛求，而是歷史提出了這一標準。
【餘論】在儒家意識形態下，國家命運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這12人的反思將直接決定了近代中國的走向。但其中大部分人要麼不通文墨，要麼疲於自保，要麼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根本轉不過彎來，這本無可厚非。但偏偏這12人中有一個林則徐，他思想開放，自覺地去了解西方，明白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明白了戰敗的根本原因，但他畏縮了，沒能站出來冒死進諫，沒能振臂而呼，去喚醒君王與國人的自強之心。中國與日本，不差西鄉隆生，因為我們有曾國藩；不差伊藤博文，因為我們有李鴻章；不差大久保利通，因為我們有張之洞；不差東鄉平八郎，因為我們有左宗棠；甚至不差福澤諭吉，因為我們前有魏源、徐繼畲和嚴復，後有梁啟超、魯迅和胡適。但我們就差一個坂本龍馬。差一個為國家命運冒天下之大不韙，奔走呼號的人。其實也不差，就是來的有點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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