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27 14：02：06）

標籤： 高考 八股文 科舉 錄取分數線 公共教育

一

高考戶籍爭論這幾年越鬧越猛，“外地人”大嚷北京、上海的低錄取分數線不公平，是北京上海人霸佔全國的教育資源。上海不知如何。我出身浙江農村，在北京上大學，十足的“外地人”，對北京的“公平”與否還是有資格說幾句的。

我從沒覺得有何不公平。這首先是生活觀念的區別。我上大學是為了去新天地裡學習新知識，去了解我在閉塞的農村從沒見過的廣闊世界。大學的意義本就是讓一群年輕人在頭腦最活躍、最適合學習的年齡聚在一起學習、討論人類的各種文化遺產，為以後進入世俗生活打好人格、智力上的基礎。一切潛意識中抱有這種目的的人們都不會覺得高考分數線差異有何不公。分數只是一個大致的參考，當嚴格的標準本就是荒唐的。難道當真多了那幾分，你智力就比別人高了一檔次？我們進入了一個大致符合我們自身能力的學校，有一個衣食無憂的環境來學習人類文明的高階知識，有何不公平？但在那群鬧事的“外地人”眼裡，大學是去社會上飛黃騰達的晉身之階。考入一所好的大學，他離那個“成功”就更接近了一步。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成功”到底什麼樣，是月收入一萬、十萬還是百萬能算成功？他們只是覺得進了好的大學，將來必然比別人更能發財，北京人錄取分數低就是從他們手裡搶錢。抱著如此愚昧的功利主義心態，才會把分數、學校看得如此重要。

浙江素來以學生分數高著名，使人產生浙江人很聰明的錯覺。但這種“聰明”的背後是極端愚昧的應試教育。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從沒接受過任何談得上“文化”的教育。高三那一年，班主任在我書桌裡翻出了一本大概叫《道德論》的書，對我家長痛心疾首地說：看看他都在幹什麼，這樣下去，這孩子上重點大學沒希望了……以我一個高中生的愚昧智力，可能看得懂這種東西、對它認真嗎？不過偶爾翻翻，當一種叫“課外書”的東西消遣下罷了。然而“幹”了這麼一點“什麼”就已經要“沒希望”了。一切思想的苗頭都必須以上大學謀個好前程的名義被禁止。於是我們的頭腦裡就只剩下武俠小說、瓊瑤、四大天王、本鎮本村哪男人打架厲害哪妞又風騷、哪老師離婚哪校長有曖昧……

曾經有個歷史老師，不想簡單地劃出些地名、人名、年代、意義讓我們背，想教我們一點課本上沒有的知識。然而學生，包括無知的我在內都抗議了：這種和考試無關的東西給我們講什麼啊？不浪費時間嗎？她訕訕而去。而愚昧的我們在編排這老師的“古怪”，對她的長相、婚姻都品頭論足，就像每一個農民、小市民的圈子裡庸人們對異己者所做的。我們沒有頭腦，被禁止了一切思想，就只能學會父母的這一套。後來我自己也當過一段時間的輔導老師，從前的我們怎麼對待她，那些兒童也怎麼對待我。應試教育體制釀成了全民的愚昧，連兒童都被訓練得毫無求知慾望，主動排斥對他們的“分數”不利的老師。我算是受到報應了。我想對當年的老師說一聲對不起。她不肯按同僚、領導、學生、家長的要求愚弄我們，肯定到處受排擠，或許早已離開學校經商去了。肯留在學校的都是毫無廉恥或毫無頭腦的一群人。他們才不會去思考到底教給了孩子什麼，他們得到了錢，孩子家長得到了分數，領導靠這種辦學成績得到了上邊撥款，人人都得到了想要的，有什麼不好呢？他們大辦特辦輔導班，滿面紅光地來告訴我這生意如何好，多大的場地，收幾個學生，幾乎要給我推薦生源，瞄了一眼我的住處就連成本收益都要給我算出來了。那些賣假藥、造地溝油的何嘗不是如此滿面紅光地向親友推薦他們的“成功”。真是一些可佩的生意人。他們“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他們用“實踐”檢驗了真理的那條偉大標準——發財，或者叫“成功”——的正確性。他們不給發明這套理論的走資派時常上幾柱香就委實太沒良心了。

今天隔三差五就來點學校、老師的三俗新聞，一群網路農民於是高喊“師德”，彷彿在中國應該有“師德”，彷彿他們自己配來喊“師德”。應試教育必然催生教育生意化。這種生意和地溝油、激素蔬菜一樣本身就是非法的，做非法生意的人哪來的“德”？更別提“師”。這些“師”有和這些民眾同樣的喜好，有什麼不正常嗎？這門非法生意是全民逐利的成果，沒有這些削尖腦袋往“成功”鑽，把教育當“成功”敲門磚的農民，哪有這樣的“師”？他們視“師”為教育五金店的店主，他們掏出錢去，拿回分數。“師”當然也不會跟他們講什麼“師德”，只視他們為顧客，還是錢多人傻的那種。反正有點頭腦有點良心的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排擠了出去，只剩一群流氓和這群農民在上演各種鬧劇。

請問這樣培養出的一群人，對誰有用處？他們可以算“人”嗎？這樣的一群高分學生進了大學，算哪門子“公平”呢？北京學生分數低，只是比我們少受點應試教育的折磨。把他們放在浙江受折磨，估計也能多考五六十分，那樣就“公平”了？我上大學時幾乎不和浙江同學交往。北京同學說我不像浙江人，我明白他們眼裡的浙江人什麼樣：銅臭味、小農味，和你談家長裡短、食堂飯菜、工作謀算、人際關係，一旦和他們談點遙遠的與實際生活無關的東西，就張開嘴巴，“啊，你說什麼啊？那和咱們有什麼關係啊？咱們是普通人，應該好好掙錢孝敬父母，去想那些幹嘛？”和他們計劃任何事，他們第一想的是這會讓他們的錢袋破費多少。小農和由小農發家致富成的小資產者的首要美德就是不浪費錢財。一切不能帶來實惠的都是亂來、敗家。他們的名言是“去商店裡買東西，差一分也不行啊！”他們在我書架上看到一堆書，驚歎道，“天哪，這得花多少錢啊！”他們以為我的愚昧行為要使我父親破產了，就像那個班主任以為我看了幾頁亂七八糟的“道德論”是對我父親掏的學費犯了大罪。他們在街上對著一個乞丐猶豫了半天，終於投出了一個硬幣，然後深深地領悟到自己的偉大：雖然這乞丐很大可能是個騙子，可我還是給了他錢，希望他好好做人……他幾乎都覺得自己因為那一個硬幣而擁有去指導乞丐生活的權力。

可悲的是被騙、做冤大頭的總是這群講實惠的農民、小資產者。從前的歐洲，他們付大筆嫁妝去和貴族聯姻，供養了貴族的花天酒地，自以為光宗耀祖。今天這群中國農民比他們更可悲，被各種假貴族騙。他們每年付大價錢讓子女去上騙子們的輔導班，無非以為上大學就是跳龍門，上更好的就是跳更高檔的龍門，跳上去就是上等人了。文化教育本身，他們是一無所知也毫不感興趣的，只是當成一種非常實惠的發家致富、擠入上等人門檻的手段。

如此愚昧的群體，如此愚昧的應試教育，還要爭什麼公平。他們上大學幹嘛吃？對他們不公平就對了。何況北京人也根本不是一個固定的人群，每時每刻都在變動中。今天的北京人十年前都是北京人嗎？十年前的北京人二十年前都是嗎？今天這批在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外地人”，假定十年後如願以償成了北京人了，他會捨得讓出他的資源和新的“外地人”分享嗎？所謂“外地人”、“北京人”的鬧劇只是一批新發財的農民對早了十年發財、搶佔了優勢地位的農民的不滿。我樂於見這群農民，這群削尖腦袋去鑽上等人的候補地主資本家都吊死。

二

明末，李自成的部下李巖和宋獻策檢討明朝用人得失。明朝選士經層層考核，不可謂不嚴格。這些臣子享國家高官厚祿，為何危難關頭，少有竭誠盡忠之士，卻多腆顏投靠新主之徒？原因即在明的科舉取士。幾十年寒窗苦讀，才博得一點功名。他覺得這功名是他掙的，不是國家給的，他不好好享受一番就對不起自己的“努力”。他怎肯去以死報效國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儒林外史》開篇就點明瞭這弊端：“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升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讀書人”從此汲汲鑽營功名，哪裡還有修身之心，哪裡還會有忠義廉恥？他們的聖賢書讀得再多，也不過當一種升官發財的敲門磚。明代科舉取士敗壞士族風氣，把知識分子馴養成一種比小農更愚昧、比商人更貪婪、比市井小人更無恥之徒，是近代中國衰落之根。

隋唐之前，國家用人都是靠貴族舉薦。雖然偶爾也舉薦出下層人物，像戰國時著名的毛遂、藺相如，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貴族間的互相舉薦。東漢讓地方官舉薦地方上德行、名望高的“孝廉、秀才”出仕，地方官和這些孝廉秀才通常都是豪門大族的人物。官職，乃至整個政權只是在豪門大族間接替。到東晉南北朝時期，王謝幾個大世家完全主宰了政權。他們的僮僕組成的私人武裝堪比軍隊。王敦謀反，晉明帝不但沒有膽量去“誅九族”，反而要繼續任用王家成員主政。

如此用人肯定有問題，貧寒之士不得進，貴族子弟庸庸碌碌卻掌管朝政，國家每況愈下。隋唐之時，一批新的草莽英雄掌握政權，既面臨貴族世家的消散舉薦制無法繼續，也深鑑前代得失，想出了科舉制。這個制度雖然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和舉薦制相比弊端也明顯。隋唐之前的門閥貴族，自幼和皇室平起平坐，無需諂媚皇室，他對皇帝不服，只要不被揪到謀反的辮子，皇帝也無奈他何。寒門出身的臣子，一切都是皇帝給的，怎敢對皇帝不服？使皇權獨大，臣子卑賤，弊端一。門閥貴族家世顯赫，有榮譽觀念，為了配得上祖先功業便常有英雄之舉。科舉臣子出身低微，很難有榮譽觀念，只會有小農的鄙陋。敗壞統治階層應有的榮譽、尊嚴觀，弊端二。門閥貴族見慣奢華，很少會有貪吝之心。科舉臣子出身貧寒，雖然口誦“君子重義小人重利”，很難經受富貴引誘。使逐利者進，弊端三。科舉臣子把選拔自己的考官當恩師，形成人情關係網，引發黨爭，弊端四。一個人的真正能力是不是卷子上答的幾道題能表現出的？卷子答得再好能取代處理實際事務所需的觀察、判斷力嗎？使國家管理者沉迷於書本而不究實務，弊端五。

但這些都只是就選拔人才管理國家這個目標而論。科舉制本身有一個最大最根本的弊端：知識分子被奴化成了一種毫無尊嚴毫無人格、鑽營官場的皇室奴僕、國家官僚！科舉制的形式首先意味著：知識分子的思想、才具是皇帝有資格來評判的，皇帝出考題，符合他口味的就是良才，不合他口味的就是劣才，他的智力、需要就是一切思想的標準。想像下，康德、黑格爾的才具需要普魯士國王來評判，伏爾泰的才具需要法國國王來評判，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如何理解不是康德們說了算而是國王說了算，他們還必須稱自己為國王的門生……那是怎樣一種滑稽又令人憤怒的情形？同這種思想上的愚昧配套的是身份上的愚昧。除了中國，從未聽說過哪個的國家的知識分子以當官為榮耀。正常的國王賜給自己重視的知識分子錢財，調配給他人力物力，使他能專心於思想文藝科技上的貢獻；若有興趣，也向他聽取國家事務上的意見，請他來主持某方面的國家事務也有可能；但絕不會把他當臣子、官員看待。官僚事務和官吏身份只是一種謀生職業，毫無尊嚴可言，是賜給奴僕獎賞忠誠用的。我國科舉文人以奴僕為業卻不自醒悟。總的來說，科舉制是帝王奴化人民的手段，因為它獎賞的是按帝王的標準有用的奴才而不是在人類的精神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一個民族思想沒有得到發展，精神沒有得到提高，在統治術上玩什麼花樣都沒用的。中國的衰敗，實是從唐代用科舉奴化知識分子開始的。後人稱頌唐代盛世，但唐初的開拓邊疆靠的絕不是科舉出身的人物。等到科舉制固化後，唐的那點盛世也就不再了。

科舉制雖然弊端重重，在唐宋時期，也還能使國家將就下去。因為那時考的策論、經術、詩賦之類，多少還是有用的東西，選拔出的人雖然是奴才，充任國家官吏也不能算很不合格。但這些東西很難有一個具體評判標準，考官個人看法很重要，事實上還帶有舉薦制的成分。元朝統治者是一個沒文化的蠻族，搞科舉招攬漢族士人，只能用更易操作的標準。這些標準被明清進一步發揚廣大，就成了八股文。八股文確實簡單易行，杜絕了考官個人成分，非常“公平”，但它對誰有用？學策論多少能懂得國家事務，學詩賦多少能開闊心胸，學經術多少能使人思考，學這些的人多少能有禮義廉恥之心，做奴僕也能做個讓人尊敬的奴僕。學八股文卻只能使人頭腦愚昧，汲汲於功名利祿，奴上加奴。

現在我們來看當代中國的應試教育。高考制來源於兩種因素，一是古代中國的科舉，二是現代西方的公共教育。近代歐洲人民從國王和教會手下爭得自由，痛感教會之所以能奴役人民，因它壟斷了教育，所以興辦公共教育來和教會爭奪對下一代的思想灌輸權。但這種教育絕不能算成功。它有一個根深蒂固的錯誤：認為人的智力、德行與知識有必然關係。歐美的眾多思想家都反思過此事。宗教在西方的復興，足以證明這種教育的失敗。但這個問題我不想在此多談，只論高考的科舉制弊端。

高考制的初衷顯然是好的，是秉著公共教育的精神辦的。但經走資派三十多年來的倒行逆施，國家信仰已蕩然無存。沒有信仰的教育，只能走向功名利祿的教育。當我在高中時，我們問自己，為何上學？兒童時期的學習只是一種遊戲，學得好就是在與同齡人的遊戲中獲勝，考高分和唱歌跳舞獲勝沒什麼區別。可是我們已經接近成年了，不可能再有遊戲心態，而繁重的應試教育也絕不像是遊戲。答案是考不上大學，就只能回家種地。現在苦一點沒什麼，到了大學就舒服了。現在不談戀愛，到了大學隨便你胡搞。為了自己的前程，為了父母有面子，為了光宗耀祖，必須把那些卷子做上一遍又一遍，把標準答案背上一遍又一遍。這就是教師們明白無誤地灌輸給我們的答案。讀一讀《儒林外史》，讀一讀陳獨秀回憶錄裡“才子”們去省城趕考的醜態：行為和市井無賴無異，嫖妓時卻還要抬出讀書人身份“商請妓家減價”；就知道我們的一切心態、舉動都只是八股文人們的翻版。寒窗苦讀的目的，從前叫做“去為皇上好好效力”，現在叫做“學好知識為國家做貢獻”，其實都只是為了博一番功名利祿。讀書逐利，本已是奴化，讀的還是為“公平”起見有量化標準的八股文，奴上加奴。如此雙重扭曲的人格之下，會不會有什麼禮義廉恥之心？從前的皇上怪他這樣選撥出的臣子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現在走資派的國家嫌這樣教育出來的國民沒有忠心，不亦愚哉？從前的八股文人覺得功名利祿是自己掙的，不好好享受番怎對得起自己的“努力”。現在的國民也覺得考個好學校謀個好飯碗最終發家致富做個體面高等人都是自己的“努力”。他們要去跟“北京人”爭教育公平權，爭到了之後呢？上了北京“好學校”之後呢？以此學歷資格去上歐美學校，改換國籍享受歐美的“自由”與“尊嚴”。如果還有個外星高等人的國度，他們一定還要去上外星人的學校，改當外星高等人的。——如此才叫徹底的“成功”！但現在歐美算是最闊氣的國度了，起碼比走資派的國度要闊氣得多，他們“成功”成這樣、“體面”“高等”成這樣也心滿意足了。

正是在這樣雙重人格扭曲的國度中，才產生了遍地的民逗，產生了“中華民國”的遺老遺少，產生了喜好與妻女操練爸爸國語言的“總”和拿這當很光榮的軼事來舔“總”的屁眼的媒體！

三

教育的原則，我想第一是要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使他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第二是培養對實際生活的觀察、判斷力；第三才是一些具體的科學文化知識。但這些都太遙遠，是針對公共教育的弊端而談的。當初讓知識分子青年上山下鄉就是對糾正公共教育弊端的嘗試。當年的革命者並不是靠書本知識建立國家的。如果發生新的革命，不管對內還是對外，學校裡出身的一代顯然掌握不了政權。可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還不是一個現代特色的使學生過於注重功利知識的公共教育，而是一個封建特色的雙重奴化的八股文教育。首先要廢除這種八股分數的偽“公平”，恢復一定程度上的舉薦制，或實行其他辦法，使八股文教育能先變成正常的公共教育。北京的低錄取分數線其實算一種特殊的舉薦制，根本不應廢除。舉薦制會有各種弊端，或許一直消除不了，最糟糕的情形或許造成新門閥貴族的形成，但那也比科舉制強。科舉制之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好歹還有很多獨立性，科舉制之後卻完全淪為了皇室奴僕。

中國農民會很不高興，以為不能靠分數來“公平”就是搶走了他們的錢。老實說，在中國，最“成功”的人士都是文盲、小學文化，他們難道不知道嗎？他們的功名利祿何必要靠上大學來掙呢？

但這些都是空話了。走資派的國家向來只考慮兩件事：收錢、維穩。如果還有第三件，那就是“強國”，雖然誰也不知道他們要“強”到哪去。邊收錢，邊維穩，邊還要強國，也難為他們了。他們滿面紅光地互相吹噓強國成績，而教育這種無利可圖的事是不該拿去麻煩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