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Urbi et Orbi，發表於1999年10月
以下內容為展現安日那·帕切利（庇護十二）對抵抗納粹而做出的努力的年表。庇護十二曾於1917年到1929年擔任聖座駐德大使，1929年至1939年出任教宗國務卿。自當選為庇護十二開始，他成為道德世界中反對希特勒及其政權的最重要的聲音之一。1937年，在流亡於德國的公教主教們感謝他對抵抗納粹所作出的努力之前，庇護十一就明確的讚揚了其在抗擊納粹邪惡行為方面的突出舉動，並說道“感謝他，他做出了許多。我希望他能繼續處理這一切。”不少人認為帕切利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致力於減輕苦難和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而不斷奔走的、最為虔誠的人。當然，他如此英勇的舉動被納粹咒罵了近20年，而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庇護十二的工作不屑一顧，並認為其難以理解；然而我們不難發現，納粹份子和這些控告者都有同樣的企圖，那就是摧毀教皇的道德權威。不少信徒堅信庇護十二是一位高尚的教皇，如果能夠詆譭他的名聲，那麼也會削弱教徒對教會的信心。正如聖經所說：如果打敗牧羊人，那麼羊群便會很快消散（馬可福音14：27）。
1917年
，帕切利以聖座大使的身份抵達巴伐利亞的慕尼黑，早在出發之前他便做好了未來的打算，並相信自己能夠在畢生之中遵循這一信念：他將幫助窮人和受苦者，反對暴力，傳播福音以及透過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左右派之間的紛爭。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正處於飢餓、貧窮、激進的武裝團體肆虐、混亂以及瘋狂之時，帕切利利用自己的住所為窮人、特別是兒童提供食物和衣物。他曾在探訪戰俘之時遭受革命者的襲擊，這些襲擊者來自後來1919年贏得巴伐利亞控制權的斯巴達克斯組織。革命者用槍械襲擊了帕切利的住所，威脅居民，但帕切利很快在沒有流血的情況下便說服他們離開。
1925年
，在閱讀了希特勒於同年出版的《我的奮鬥》之後，帕切利認為其中的暴力性已經彰顯無疑。儘管在納粹言論之中對猶太人的攻擊佔據主流，但對教會的攻擊也不甘下風。少數納粹分子認為教堂存在成為了長期的威脅，而且是最為危險的敵人。因此帕切利便告誡他的朋友，反基督的“新運動”已經出現，認為“希特勒痴迷於暴力、並且打算以他的方式摧毀任何與基督有關的東西。”當然，他也將這一點報告給了聖座。
1928年3月28日
，在庇護十一和帕切利的憂慮之下，梵蒂岡教會發布了新的通喻，譴責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僅譴責了各國人民之間的所有仇恨和衝突，還特別批評了“一種針對上帝選擇之民族的仇恨，這種仇恨被稱之為反猶主義。”
在1932年的德國大選中，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拒絕選擇希特勒、只有不到15%的天主教徒將選票投給納粹。到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在希特勒的強大壓力之下，針對天主教中央黨成員的恐嚇開始逐步升級。帕切利同意就一系列問題讓德國與梵蒂岡之前達成協定。該協定也被稱之為和解協定，希特勒僅僅是口頭上作出的同意，但並沒有履行協定中的內容。帕切利不信任希特勒，，但沒有協定中規定的法律根據，就無法作為證據將納粹侵犯教會的自由權的行為提出上訴。在回到羅馬後，帕切利告訴英國大使，說道“我不得不在簽訂協定和眼見德國天主教會被消滅之間做出選擇”，“我的手被抓住了，我感到自己正在與魔鬼本人談判。”在這之後，帕切利便開始對納粹的極端反猶主義提出多次抗議。根據猶太學者葉諾·萊瓦伊（Jeno Levai）的說法，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帕切利代表梵蒂岡起草了近60封正式的抗議信。
1934年
，納粹違反協定的行為幾乎在其簽署之後立即展開。直到1934年，納粹就已經開始做消除天主教會的嘗試。德國天主教進行會的負責人埃裡希·克勞森納神父在1934年6月得水晶之夜中被殘忍殺害。對現役的德國牧師、天主教徒的騷擾、逮捕以及監禁大量增加。納粹在德國義工封禁了超過200種天主教出版物，他們大量搶佔教會學校並且強迫年輕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團。
1935年
，在法國的盧爾德的一次聖事慶典中，帕切利向包括大量德國信徒在內的32萬教徒保證到“只要納粹還堅持其種族哲學，教會就永遠不會和納粹達成和解。”他認為納粹的種族和血統是所謂的邪說，並且“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他宣稱按照這樣的種族理論，在任何情況下教會都不會贊成與其達成進一步的和解。在德國，赫爾曼·戈林給出了鎮壓天主教會的理由，那就是天主教會拒絕了成為民族主義國家的一部分。
1936年
，殘酷而帶有強烈壓迫性的反猶太法案在紐倫堡透過。梵蒂岡廣播電臺多次譴責了法案的不公正和不人道。
1937年
，帕切利協助庇護十一起草了於三月份在德國秘密發行的通喻《痛心至極》（
Mit brennender Sorge
）。在這份通喻中。教會譴責了納粹的種族主義和對其他人種的壓迫。這極大激怒了納粹，使得後者加大了對天主教徒的迫害程度。在德累斯頓，猶太知識分子維克多·科勒博樂（Victor Klemperer）在5月22日記錄了教宗在德國境內發行的通喻雖然已經被官方全面禁止，但紙質的通喻仍然像信件一樣被大家傳閱著，幾乎每個人都在閱讀它。其中有名的包括克勞斯·馮·斯塔芬貝格——1944年因為暗殺希特勒而被處決——他正是在閱讀這份通喻志宏才發現他對納粹主義的質疑得到了證實。
1938年
，希特勒在對義大利正式的國事訪問中來到羅馬。庇護十一對墨索里尼邀請這樣一位“不受教會歡迎的人士”感到悲傷和憤怒，教宗說道“義大利人被迫向不是在永恆之城中的基督十字表達他們的尊敬”。在希特勒抵達之前，教宗便離開了羅馬。希特勒寵愛的納粹領導人馬丁·鮑曼就此事發表了演講，指出“德國人是第一個被命運決定要和基督教決裂的民族，這對德國人而言是榮耀。我們的目的不是將大教堂夷為平地，而是要用新的意識形態和新的信仰填滿它。”
1939年1月9日
，帕切利向全世界的神職人員發表了一份信件，要求他們設法說服各國領導人為成千上萬尋求擺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敞開大門。第二天，帕切利親自向美國的教會領導，請求他們為流亡的猶太科學家和教授提供庇護。
1939年3月2日
，帕切利當選為教皇庇護十二。他祈禱自己能夠成為一代和平的教皇，並呼籲各國應當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並且呼籲在梵蒂岡舉行和平會議以防止戰爭。但很顯然的這樣的呼籲很快便被各國無視了。
1939年10月20日
，庇護十二發表了他的第一個通喻《至高論》（
Summi Pontificatus
），其中密切關注了人類的統一性；在第48段中，庇護十二申明教會歡迎所有人，兵闡述了聖保羅的願景：“那裡既沒有外邦人之分，也沒有猶太人之分。”雖然納粹勃然大怒，但法國人卻很高興，為此印刷了7萬份然後將他們全部發放到了德國。
1939年10月28日
，紐約時報總結道“梵蒂岡譴責德國在波蘭的暴行，督促恢復波蘭；”
1939年11月24日
，曼切斯特衛報報道“波蘭遭受了沉重的苦難。但在羅馬，教宗成為了波蘭的支持者”，梵蒂岡廣播電臺警告：“歐洲正在處於知名的危險之中”。與此同時，一群反對希特勒的德國國防局高階將領正在密謀推翻前者並且結束戰爭。他們暗中接觸庇護十二尋求幫助。教皇同意與英國人接觸，但英國人不願和任何德國人、甚至希特勒的反對者談判。庇護十二在德國佔領波蘭期間出版了大量的書籍雜誌，大多數是第三帝國對天主教會的迫害，由一些德裔天主教徒對納粹殘酷無情的摧毀教會計劃的目擊者的翻譯構成。其中同樣還包括大量的德國主教的信件，其中坦然的展現了天主教會對尚在德國的猶太難民的幫助。
1940年3月11日
，庇護十與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普會面，就納粹在波蘭針對波蘭人和猶太人暴行發表抗議。3月14日，紐約時報報道了此次會談，其標題為“教宗為正義和和平辯護：教會正在捍衛猶太人的權利。”在德國擊敗法國之後，又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面臨納粹的扣押和驅逐。庇護十二向全歐洲的天主教機構發出一封名為《為了傳播福音、為了愛》（
Opere et Caritate
）的通喻，指示所有天主教神職人員要幫助在納粹手中遭受種族歧視的人。而且閱讀者被告知必須在教堂內閱讀，以提醒他們信仰種族主義和“天主教教義不符”。
1940年聖誕節，教宗譴責了這場戰爭，稱其為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他呼籲為戰爭中的苦難者提供幫助，並儘快為解決衝突而促成和平。為此教宗撥付了特別款項。為此德國政府將其定義為反國家宣傳，任何收聽梵蒂岡廣播的人將被逮捕、監禁、甚至處決。
1941年7月
，巴黎的伊曼紐爾主教和法國的所有主教聯名向維希政府抗議將猶太人移交給德國的做法。在庇護十二的要求下，羅馬觀察家報和梵蒂岡電臺報道了全部內容。於此同時在荷蘭和比利時，公教進行會的成員也同樣譴責了將猶太人移交德國的行為，但遭到了殘忍的報復。在阿姆斯特丹，有超過18000名罷工工人遭到納粹的迫害。荷蘭主教的抗議活動相比起西歐其他地方都要多，因為荷蘭的猶太人比例比西歐其他國家都要大，納粹大約在荷蘭境內殺害了10萬名猶太人，約佔全國猶太人口的80%。
1941年8月6日
，紐約時報報道頭條為：“庇護十二為被法國的猶太人提供辯護。”同樣在八月，在法國的圖盧茲，主教傑拉德·薩利赫因為在寄往朋友的信件中稱“猶太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同樣是人類，沒有基督徒應該忘記這一點”而被監禁。英國BBC報道了訊息，並且稱讚薩利赫主教為宗教英雄。梵蒂岡電臺連續四天播放了信件中的內容——在戰爭結束後，薩利赫主教因為他的英勇表現而被庇護十二提拔為樞機。
1941年8月27日
，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事態引起了戈培爾的關注。納粹宣傳部出版並分發了超過一千萬冊攻擊庇護十二為“猶太教皇”的小冊子，企圖引起天主教世界對教皇的不信任。
1942年的聖誕節，梵蒂岡電臺的年度廣播中警告納粹的罪惡，並宣城“上帝的詛咒將會落在那些對同胞作出殘忍的人身上。”
1943年6月2日
，庇護十二在聖座傳信大學的演講中說道“我們的靈魂必須以特殊的感情來對待那些因為國籍和種族而被迫害、不得不求助於我們的人進行祈禱，他們因為一些莫須有的指控而被迫害。”6月21日，梵蒂岡督促駐德大使塞薩爾·奧賽尼格就猶太人迫害問題同希特勒舉行會談。在漫長的拖延之後，希特勒接見了它。會議進行的十分順利，直到奧賽尼格提及了“猶太問題”。希特勒轉過頭，從桌上拿起玻璃杯並將其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1943年10月16日，
蓋世太保在羅馬逮捕了1007名猶太人，即時庇護十二向德國當局大力抗議，但德軍依然拒絕釋放被扣押的猶太人，但停止了進一步的針對猶太人的搜尋。庇護十二下令全羅馬的教堂向猶太人開放以協助他們躲避德國人的迫害，大約85%居住在羅馬的猶太人因此免於牢獄之苦。
1943年10月17日
，紐約時報報道“教皇承諾將贖回猶太人。”12月4日，紐約時報報道“梵蒂岡譴責德國在義大利遷移所有猶太人的決定。”
1944年6月25日
，教皇向匈牙利發出公開電報，懇求其不要講猶太人移交給德國人。
1944年7月21日
，全世界猶太人大會向教皇發出感謝，感謝其“對匈牙利受難和折磨的猶太人的援助”，在此時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同意釋放部分猶太囚徒，特別是兒童。斯洛伐克的情況與匈牙利類似，但總統狄索讓教皇感到難過。狄索曾經是一位聲譽良好的牧師，所以教皇將信件發給了聖座駐斯洛伐克代表“立即去找狄索總統，告知他聖座正在因為如此多人遭受非人道的和非正義的法規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難感到困擾，讓他知道他的政府犯下的罪行正在損害國家的威望，而納粹正在利用他來抹黑全世界的神職人員和教會。”
1944年8月
，教宗就義大利北部在德國人手中的猶太人問題發表講話，“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遭到不公正的迫害，現在是時候向他們展現我們的公正和人道。上帝願意，教會也願意。聖保羅告誡我們猶太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不應該被視作為我們的敵人，應當被我們看做是朋友。”
1945年3月19日
，庇護十二宣佈“戰爭的慘烈屠殺源於邪惡的精神，這與天主教的教義背道而馳。對於那些被暴力吹鼓者所誘惑的人，只有一條路可以拯救：那就是永遠的、絕對的放棄民族主義，以及那些對出身、種族、血統的崇拜。”
1945年5月9日
，在希特勒自殺和德國投降後，庇護十二短暫的做了演講：“跪在充滿血腥的墳墓和河流前，我們的禱告中必須記得那些在戰爭中忍受濫殺、飢餓、痛苦的人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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