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上一張加繆《墮落》的封面，但其實自己讀的是譯林出版社的《加繆全集》，不過也是丁的譯本。
加繆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並不算重要，甚至在存在主義哲學家中也不算首屈一指。但他二十多歲，就寫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局外人》，同他的另外兩部作品，散文《西西弗斯神話》和戲劇《卡里古拉》，揭示了他整個哲學中作為核心的荒謬思想。其中第二部分——反抗，則由《鼠疫》和《反抗者》組成。由此，他的荒誕哲學正式形成。而在加繆英年早逝之前的幾年，他卻寫出了《墮落》這樣看似偏離了自己一貫表達思想的小說。在這篇小說中發人深思的是充滿了各種二元對立，顯現出一種奇特的表達方式。
首先是
文體
上，它通篇採用了一種第一人稱獨白的敘述手法，以一位名叫克拉芒斯的律師的口吻訴說並懺悔。而在獨白中，只以“我”的視角談論著人生、女人、生死、自由之類的話題，只在其中間或出現“你”的稱謂。這其實是
敘述者與傾聽者的分離與對立
，這種表達方式相比一般小說的敘述手法，顯得略為怪異。除此之外，他們在談論的話題上，也大多以二元對立的形式出現。
自我與他人
• “不如直說吧，我熱愛生命，這是我真正的弱點。只要我對生命之外的事無法想象，我就仍熱愛生命。您不覺得這種渴求頗具平民色彩嗎？貴族心目中的自我，總是與其本人及其生命拉開點兒距離的。需要死就死，寧折不屈。可我呢，我是要“折”的，因為我仍然愛自己。”
克拉芒斯最初的墮落，起因是發現自己不再是為了善而行善，更多的是企圖從他人的評價中得到滿足。於是他開始演戲，竭力扮演這種偽善的角色以掩飾內心的惡。而當他意識到自我在這種虛偽中已然失落，他企圖透過放縱自己來找回本性，對抗他人的虛偽。這些不過都是他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產生矛盾後的掙扎。當他發現這些只是徒勞，他一邊痛罵自己一邊痛罵他人。
他辯解說：
“人就是這樣，他有兩副面孔：他在愛別人時不能不愛自己。”
處於社會化的生活中，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個體的存在，但必然要受到他人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生自我與他人的對立。但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他在關心別人的同時最關心的還是他自己，這是人的本性。但是道德卻要求我們比關心自己要更關心別人，這違背了作為個體的心理本質。這種二元對立，就是當一個人在外部世界遭遇他人後，本性與道德要求所發生的矛盾。
同為二十世紀存在主義文學和哲學結合的代表人物薩特，則說：
“他人即地獄”
。當我們將他人眼中的自己視為存在的一種方式，我們因為在意他人的目光，從而使其影響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左右了我們的選擇，這不僅使我們感到痛苦，並且有喪失自我的危險。
因此，這種自我與他人二元對立的存在，是人參與社會生活後必然出現的問題。如何處理這種自我與他人間的關係，在面對這個世界時就變得愈加重要。
墮落與懺悔
• “我屹立於全人類之前，概述我的種種醜事，兼顧施奇效於他人，宣稱：“在下乃人間渣滓。”就在此時，又悄然將演說詞中的“我”偷換成“我輩”。及至變成“這就是我輩自身”，也就大功告成：我就可以揭示他人的真面目了。我跟他們不相上下，這自不待說。咱們熬在一鍋粥裡嘛。但我有一項優勢，就是心知肚明。”
在加繆筆下，克拉芒斯始終表現出一種矛盾的人格，這是善與惡的二元對立在一個人身上的複雜體現。以至於他的自白開始轉向懺悔時，甚至會讓讀者以為是換了敘述者的身份。他在自白開始時努力粉飾自己，塑造了一個伸張正義不收名利的律師形象。接著卻又開始懺悔，他一件一件訴說自己的醜事，以期揭露他人的真面目，證明人人都有罪，從而減輕自己的負擔。
但我認為，克拉芒斯獨白的實質是訴說自己一整個墮落的過程，最開始他是一個伸張正義樂善好施不折不扣的好人，但在某一天開始他意識到了自己不過是想從別人身上提高自己的榮譽。日漸虛偽的同時，他意識到不只是自己虛偽，所有人都虛偽，他想要透過放縱來解放自己，直到他發現這種凌亂的抗爭太過無力。於是，他痛罵自己也痛罵他人。
伴隨著他心理上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轉變，同時也完成了從“感化法官”到“懺悔法官”這種身份的轉換。從最初用正義審判他人，到以公審逃避來自他人的審判，譴責他人，最終痛罵自己，以確保有權宣判他人。與其說他的獨白是為了證明所有人都有罪而開脫自己，不如說是加繆以克拉芒斯的口控訴已然墮落的現代人：一邊享受為所欲為的天性，一邊享受懺悔所帶來的安慰，樂在其中。而面對這個世界存在的荒誕，那些不反抗的人全都成為了有罪者。他透過克拉芒斯之口，否定這種內心與行為二元對立的，“自由”生活的意義。
加繆與薩特
自由與信仰
•“不論是無神論、假虔誠，還是莫斯科人或波士頓人，祖祖輩輩全信基督教。但正因為沒有“父道”了，就無章可循啦。人們自由了，所以得靠自己；可他們又特別不願享受這自由，不願被判決，於是就請人家懲罰他們，還發明瞭苛刻的章程。他們急急忙忙堆起火刑柴堆，用來取代教堂。”
自由與信仰的對立，從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開始就如同夢魘般纏繞著整個西方哲學史。上帝與人自身的發現表現為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我們不停地問自己，當存在一個永恆的上帝，我們是否還有自由的可能？而當上帝被端下神臺，信仰被動搖之時，人們就失去了一種絕對而普遍的價值標準。於是，我們樹立起理性的權威，自以為終於找到了自由，卻發現我們被日益成為怪獸的理性異化。尼采看到了這種可怕的傾向，振聾發聵地喊出
“上帝已死”“重估一切價值”
，但之後卻塑造了
“超人”
，終究沒有宣佈信仰的死刑。在人類歷史上，每當信仰缺失的時代，死去一個神，就造一個新的神。這不是主人公克拉芒斯一個人的墮落，這是所有現代人的墮落，這是自由的墮落。
在現代，人們茫然而不知所措時，就用自由取代上帝樹立新的標準。我們用自由去審判別人，自由的界限在哪，自由本身的意義又在哪？我們是否真如加繆所說，與過去的區別只是“他們通姦並讀報”？在泛濫自由的背後，我們所渴求的不過是一種本能的放縱，一種感覺的快樂。我們要求自由，卻不知自由為何物，我們以為自由讓我們感到快樂，卻不知自由也讓我們迷茫。於是自由成了我們最不負責任的擋箭牌，我們逃避自由，成為最沉默的大多數，躲在人群之中尋求安全感。這便是當自由成了所有人都承認的價值觀，自由在現代的一場火葬。
荒謬與抗爭
•“謊話最終不是導向真理麼？而我的故事不論真假，不是歸於同樣結局意義也雷同嗎？那麼，不論真假，只要都能透露我的過去和現實便可。有時按說謊者的話而不是按說實話者的話判斷，反而更明白無誤。真理像光明一樣，令人眼花。謊言倒像黃昏美景，襯出萬物的真相。”
這詭辯式的言論正是出自於主人公克拉芒斯之口，卻也道出了作為人存在的荒謬：不管生活如何總逃不過一死的結局。
儘管加繆和薩特都意識到世界的本質就是荒誕，也反對虛無主義，主張反抗，但他們對於荒誕的理解和主張反抗這種荒謬的方式則是不同的。
薩特覺得，人在自主選擇自己的本質時具有絕對自由，透過自由選擇的行動可以賦予人生意義，儘管這種行動本身是沒有目的和著落的 。
“由於薩特把人的存在等同於人的自由選擇，並把煩惱、孤寂、絕望等情緒當做對自由的領悟的根本方式，因此儘管他的存在主義具有行動性，但實際上卻表現出了明顯的陰暗、悲觀傾向。”
（《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劉放桐）
加繆則認為
“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所呼喚的對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
加繆理解的荒誕，是人對世界的主觀感受。他覺得沒有意義的人生本身就是值得過的，因此主張精神上的反抗。
《墮落》正是表達了加繆對於薩特所宣揚的反抗方式——“自由”的蔑視，這種氾濫的自由，不過是荒謬生活下人們無奈的選擇。即使用自由的行動盲目地填滿生活，死亡的結局依然不會更改，唯一值得過的就是這種沒有意義的人生本身。可以說，薩特和加繆由荒謬這個起點一起出發，薩特走向了生存的焦慮，加繆則滿懷激情地走向了幸福。
從以上不難看出，加繆的作品中存在著大量“二元對立”的例子，在《墮落》中則尤為明顯。不管是貫穿在他作品中“荒謬”與“抗爭”的主題，還是“生”與“死”這種對立抽象的概念，都被形象化，最終塑造成克拉芒斯這個活生生的、矛盾結合體一般的人。這在美學意義上也增加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意義，正是這些要素無序混合的形式賦予了他的作品更高的思想深度。這種無序的矛盾，象徵著人們失去了立足點和安全感之後，陷入的一種矛盾、無望、無序的境況。而這種始終存在的悖論，正反映了他想表達的荒謬的主題。一方面是存在本身的無意義，一方面又必須於存在之中尋找意義，這種悖論正是每個人人生的真實寫照。
可以說，二元對立在加繆那裡，不僅是文學的表現形式，更是人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它既是主體和客體對於和諧一致的渴求，又是不得已斷裂分離開來的現實。而這兩種表現為積極和消極的異質矛盾要素之間的斷裂關係，又將它們聯絡於一體，表現出使之並存共在的連結關係。它揭露出的真相，是人與世界之間的斷裂，人與他人關係的斷裂，自我與自身之間的斷裂。
這便是主體與客體不得已的對立。
加繆便是認識到這種處處存在的二元對立，實質上就是荒誕感的根源：人渴望這個世界是有秩序、合理且有意義的，然而這個世界卻到處充滿無法被合理化的二元對立，無法辨認其意義與秩序。這是加繆整個荒誕哲學大廈的基礎，從這一點延伸出了作為其哲學核心的“荒誕感”。
他也認識到透過消解這種二元對立來達到超越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唯有主體參與其中，體驗這種無意義的生活本身。
因為二元對立的存在，加繆的小說，讀時並不給人一種暢快淋漓的閱讀感。我們每個人都像赤裸裸的嬰兒，所有的弱點都在世人面前暴露無遺。他說這就是世界的真相，即便荒誕如此，也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在《墮落》裡，加繆嘲諷虛偽人道主義者，責備他們那種以同情為滿足的心理；他嘲諷薩特一般的知識分子，熱愛自由卻走向了迷茫；他嘲諷濫用自由的現代人，終於成了自由的奴隸。他嘲諷他們“自欺”，想靠嚴謹的理性和邏輯去面對荒誕感，卻更加無可逃避地陷入邏輯缺陷的矛盾之中。
儘管加繆不是職業的哲學家，很多哲學思想都不像薩特經過系統化理論化的思考，但這種“二元對立”的修辭所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學作品才更有生機，更有可讀性，更加人道主義，最終促使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這是《墮落》，薩特稱之為加繆最優美但是最不為人理解的小說。它沒有《西西弗斯神話》的激情，不像《鼠疫》一樣絕望，它留下的只有無數二元對立所形成的疑惑。多年後，我們依然可以聽見塞納河邊迴盪著永恆的笑聲，加繆用主人公克拉芒斯反覆無常的行為與思考，詢問我們這是否真的是我們想要的，自由而快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