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1級
2013-11-13 回答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關於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並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後。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尤其每到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後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後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鉅著《讀通鑑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過這裡，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船山先生《讀通鑑論》卷三武帝三十：“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有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緒；迨其後李廣利徵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愧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託；若於評論中有所偏發，以抒解胸中之鬱結，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實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蹟為例，班固出於維護漢室需要出發，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於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也本乎此。這就足以說明，司馬遷對李陵經歷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實的，而決非“挾私以成史”。為李陵辯護，是司馬遷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因為這事，司馬遷遭重創，之前與之後，司馬遷遂判若兩人。司馬遷為什麼要替李陵辯護呢？ 原因恐怕有三。 其一，司馬遷開頭與漢武帝關係不錯。他本想當個模範公務員，“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報任安書》）。這樣，漢武帝對其想來也不會壞。君臣關係融洽，彼此說話可以暢所欲言。其二，司馬遷乃性情中人，他說自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報任安書》），後來的揚雄還稱他“好奇”，這就容易口無遮欄。其三，司馬遷與李陵，“素非相善也，趣（取）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敫勤之歡”（《報任安書》），但一旁觀察，司馬遷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是個人傑，降敵乃萬不得己。所以，出於公道而非私誼為李陵求求情，不致於被人曲解。想不到的是漢武帝翻了臉（當然，漢武帝的翻臉也非沒來由，作為三軍統帥，大將陣前投降，怒不可遏，能夠理解）。這一下，司馬遷就慘了，“受宮刑，不蠶室”，蒙受奇恥大辱。幸好司馬遷有後，要不就香火滅絕，斷子絕孫了。司馬遷是為了完成《史記》的撰寫才活下去的。不過，遭此一擊，司馬遷的追求遂異。如果說他開始寫《史記》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話，後來，恐怕摻進了“發憤”的因素，為的是“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也”（《報任安書》）。對司馬遷的這個變化，讀者是覺察的，故貶之者謂《史記》為“謗書”，褒之者則誇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或褒或貶實一體兩面的不同表述而己。”“詬莫大於宮刑（《報任安書》），司馬遷要“發憤”，姑舉一個例子：李陵降敵，不好寫了，於是司馬遷就濃筆重墨寫李廣。“飛將軍”李廣是李陵的爺爺，能征善戰，人脈也好，死的時候“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弔唁者絡繹。可李廣難封呀，後人道：“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為其鳴冤。寫好李廣，寫李廣的遭遇，不有點“借他人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的意味麼？而且也隱含著漢武帝的寡恩。孟子曰：讀書評文，必須“知人論世”（《孟子·萬章》），確是至言。以此來讀《史記》，也不啻是把鑰匙也。
